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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能够形成“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

[摘要] “百家争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它的形成有一个长 期的历史积累和演进过程,历经五百年之久,与奴隶制社会解体、封建制社会确立的过程相一致,两者之 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经济、社会结构解组是“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上层建筑结构解组为 “百家争鸣”提供了政治思想条...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剧烈的社会解组时期,社会大动荡、大转折,社会形态由奴隶制社会的崩溃向封建制社会的确立过渡。伴随着这一转变过程的是社会各个结构系统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等旧的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结构的确立。与此过程相伴随,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空前活跃的学术思想争鸣的局面,史称“百家争鸣”。这些社会历史现象的发生是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相互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百家争鸣”广泛涉及天道观、认识论、名实关系、社会伦理、礼法制度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等。这正是当时剧烈的社会解组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由此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文化的基础。引起“百家争鸣”的因素很复杂,而且各因素之间也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各种因素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社会结构解组:“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解组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现象,具体表现为旧的精神和力量的衰落、社会规范与控制作用的丧失,旧的制度崩溃,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内部冲突发生,呈现纷乱的状态。它与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其中首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由此引起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带来社会流动。中国思想文化和世界思想文化有一个共同规律:或者是社会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而“百家争鸣”却遇到了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双重因素发生作用,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术思想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最重要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铁的发明和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大约春秋初年,我国就发明了冶铁技术,制造出最早的铁器,到春秋后期,改进了铸铁技术,铁的硬度提高,适用于制造各种农具与手工用具。在先秦文献中,有多处关于冶铁用铁的记载。《国语·齐语》有“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所载“美金”指青铜;所言“恶金”即指铁,它可以用来铸造农具。冶铁技术发明后,铁器以其锋利、坚硬取代青铜器开始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管子·海王篇》说齐国“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行服连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到战国后期,基本上完成了铁器的普及过程。特别是战国时期,发明热处理技术和渗碳制钢技术,这对提高铁制工具的功能,促进铁器的进一步广泛使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铁器的使用,对农业和手工业等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恩格斯认为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其次,牛耕的出现。春秋中后期牛耕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公元前598年,楚国已经流行“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的比喻。晋国“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另外,当时不少人的名字往往将“牛”与“耕”联系在一起,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这些都说明春秋时期牛耕已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在农业生产靠手工劳动进行的时代,耕牛是农业生产中最强大的动力。战国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并开始使用铁犁,相比较耒耜、石犁,是耕作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战国时期农业产量较前有了提高。再次,与西周相比,春秋时期商业繁荣呈现出新的景象。在官府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之外,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小手工业者,独立的富商也开始出现,日益成为社会的活跃力量。“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涌现出许多商品市场和大大小小的商人。诸侯各国之间经常有商贾往来从事贸易。尤以郑国的商人最为活跃,足迹遍布齐、楚、晋、周之间。由于商业的发展,作为交换中心的城市也相应兴起,到战国时代,城市规模显著扩大,出现“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的局面。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市面繁荣,“万家之都”、“万家之县”、“万家之邑”随处可见。工商业的兴盛促进了人们头脑开化,加深了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人们开始探索经验背后的哲理。同时由于商业的流动性、渗透性,商品交换就是信息交换,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系统化、理论化。除一般“商贾”和“贩夫贩妇“经营的中小商业外,还有数量较少但规模和影响较前者为大的富商大贾。他们经营采矿、冶铁、铸币、煮盐等大手工业以及长途贸易等。《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许多大商人、大手工业者就有陶朱公、白圭、刁间、程郑、蜀卓氏等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冶铁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使农业和手工业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商业与城市也随之兴起,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些为学术思想的产生、争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春秋以前,生产工具极其笨拙落后,多为木、石制耒耜,只能采取井田制和“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奴隶集体耕作方式。进入春秋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使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生产开始成为可能,也使封建小农生产方式的产生成为可能。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壮大,引起社会结构产生巨变,促使奴隶制衰落,土地所有制开始从国君、贵族手中失落到卿大夫手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形成、壮大,并逐步取得政权。由此,社会开始大动荡大转折。具体表现在:其一,井田制日益崩溃,土地私有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动。西周奴隶制经济基础是土地王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除自己直辖的王畿外,其余的王土分封给诸侯,让他们世代享用,但诸侯对受封的土地只有享用权,没有所有权,随时有可能被周王收回,不能买卖,也不能转让。春秋时期井田制崩溃,土地私有逐渐发展,封建地主所有制逐步确立。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分封制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天子封诸侯,或者诸侯封卿大夫,都意味着本身所享用的土地面积的减少,这种自我削弱的制度不可能长期不变。宗周衰弱后,分封土地的制度施行不下去并逐渐遭到了破坏,因而兼并土地的战争连绵不断。第二,铁器牛耕的出现,增强了个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消费品的能力,大面积开垦“不食之地”成为现实。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产品,诸侯及卿大夫不再满足于“籍田”所得,醉心于“私田”,出现了开垦“私田”热。“蓬蒿藜藿狄”之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之野,以及诸侯国境之间的旷土隙田都被垦辟,成为“庐田庑舍”。井田区划开始被打破。占有“私田”较多的卿大夫逐渐把“私田”交给奴隶、平民耕种,向他们收取地租,引起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方面新的变化。第三,由于生产力不断提高,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弊端日益显露,严重阻碍着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奴隶和平民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奴役,对井田制的集体耕作方式采取消极怠工态度,普遍存在“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情况。有的甚至弃田逃亡或投奔到改变了剥削方式、已成为新兴地主的卿大夫的门下,成为“隐民”,井田制日益崩溃。“维莠骄骄”、“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这都是井田制衰落的写照。其二,赋税制度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以土地所有权和赋税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改革蔚然成风。土地私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动摇了井田制,必然引起诸侯国财政枯竭,不利于进行以兼并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战争。各诸侯国为此进行赋税制度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改变原来依靠井田的剥削收入来维持财政的办法,实行对所有耕地(不论公田、私田)普遍征税,扩大税源。公元前685年,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好坏“按田而税”。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纳税。这种赋税改革,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改善本国的财政收入,但事实上是等于公开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加快了井田制的崩溃,为地主经济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其他各国先后也进行了类似的赋税改革。公元前548年,楚国实行“书土田”,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初租禾”。这些改革,都是适应土地制度和地主经营方式的变化而对国家财政经济制度进行的一些改革。到战国时期,由于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大小地主所掌握的土地已属私有,封建国家对于这些土地既无所有权,因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以土地为对象征收的土地税,与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明确分离开来。并且当时各国政府都以法令规定:每个农户除交纳土地税外,还须向国家提供徭役、兵役,这样,奴隶制的军赋演变为封建的兵役与徭役。其三,社会结构发生垂直流动。经济关系的变动,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旧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在不断分化。旧的奴隶主贵族周王、各国诸侯和部分卿大夫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日渐衰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原先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上升,一种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开始形成。构成新兴地主阶级的大部分是卿大夫,他们是新兴地主势力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另有一部分是新兴小地主阶层,他们多由商人、份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而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士“阶层的崛起。他们本属奴隶主贵族下层,受过军事、文化等“六艺”教育,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文能充任各层官吏,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才能。大变革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他们或因战功而成为新兴地主,或因才能而为统治者所倚重,在社会各阶层中最为活跃,对推动当时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是“百家争鸣”的主体,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新的封建文化的创造者。

二、上层建筑结构解组:“百家争鸣”形成的政治思想条件

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结构的变化,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思想条件,也为开展学术思想争鸣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首先,周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群雄争霸的多元的政治格局。周初分封71个诸侯国,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崇高地位并有相当的支配权力,禁止受封诸侯之间攻战兼并。宗周灭亡后,平王迁都洛邑,自此王室衰微,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春秋五霸”相继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代替。随着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的日益得势,国家权力渐落诸侯的臣属手中,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经过春秋二百余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只剩下秦、齐、楚、赵、魏、韩等’个大诸侯国以及为数不多的小诸侯国。各诸侯国为“混一天下”而进行争霸战争,这在客观上需要富国强兵力政,也需要“救世”之方。“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各国君主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要求有多种学术思想为他的政治服务,容许有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派存在。七国称雄时代,国君各有所求,各有所好,有的重法黜儒、有的尊墨斥老、有的尚农折商,给各种思想、各种学派的产生、存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各种学派也尽量投其所好,用自己的学说干禄求仕。处于剧变之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争鸣,是为“百家争鸣”有利的政治条件。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轻天重民”的思想解放潮流,为“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条件。伯鲁尔在《孔德哲学》中谈到“制度依赖于道德,而道德则依赖于信仰”。由奴隶制社会转型到封建制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的剧变,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刺激很大。“政治变迁,往往是促发思潮变迁的最直接动因”。

新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某些统治者从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中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只有负担赋税的庶民。由于对祀和戎两件大事有了新的认识,因而春秋战国在西周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为后来“百家争鸣”开辟了思想道路。最突出的表现是宗教神权衰落,民本思想抬头。随着周天子权力旁落,“尊神”、“敬天”的传统信仰发生动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的地位动摇了,颠倒的天人关系再颠倒过来,天神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灵,而是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夫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虢国史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随国季梁谏君“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正是重民思想的反映。故孔子有“仁政”说,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晋国史官蔡墨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重要结论,它成为诸侯称霸的理论依据。在天人关系上,完成了“重天”到“重民”的转变,形成了哲理性的天道观,从而在意识形态内部出现新的变化。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求富致利,重才尚能。这是“士”阶层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动荡的社会情势,激活的社会心理,崭新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一个使人敢想敢说的敢于怀疑敢于否定的开放的氛围。胡适先生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时说:“政治忠诚的迅速改变(例如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引起了封建等级结构的崩溃,这一时期到处充满了批评精神,以至现存的社会政治态度以及真理和道德的传统标准都会受到无情的批评和攻击。” 再次,频繁的兼并战争,推动了社会进步,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为“百家争鸣”准备了文化整合条件。在鲁史《春秋》所载的242年里,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就有483次。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多更猛烈。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促进了文化交流。表现在空间上周边戎狄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春秋时,东周王国、宋国、鲁国是当时三个文化中心,且王国文化对诸侯影响更大。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夺王位。经过四年战争,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到文化落后的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正是在这三个文化中心地区,鲁国孔子创儒家学派;宋国墨子创墨家学派;楚国李耳创道家学派。文化扩展的另一个表现是文化下移现象的发生。周王室因战争衰微,不能养活百官,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士和百工,流散到诸侯国和民间,有人做官、有的著书、有的招徒、有人做师、有人讲学,私学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也使“士”这个阶层进一步扩大,成为当时最活跃的阶层,成为“百家争鸣”的物质承担者,思想文化的载体。

三、文化扩散,教育下移:“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

教育是一个民族开发智力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思想学术文化繁荣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兼并战争及王室的衰微,饱学之士流散民间,私学之风盛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使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西周所不及,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现象。教育的拓展,为“百家争鸣”准备了知识条件。西周时,“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知识,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经济、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结构重新组合。王室和老牌诸侯相继衰微,贵族降为平民者有之,官方学者流落民间者有之,因而出现了文化知识下移的现象,文化知识开始传播到社会上,学在“私家”,私人讲学之风兴起,打破了“官学”独占局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破除等级、地域和民族界限,大量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子弟入学,扩大了教育范围,文化知识迅速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韩非子》记载:“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之士者,邑之半”。知识下移造成从商、周以来“学在王官”到“学在私门”的重大转变。新的知识分子群开始形成。他们摆脱了宗法束缚,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活跃在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的舞台上。发达的教育,为“百家争鸣”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学术人才。另一个文化现象是学术中心的出现,它是形成“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也是士阶层的重要活动场所。《盐铁论·论儒》提到“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稷下学宫在齐!王时学士多至数万人,产生和培育了众多的学派。战国后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大多与稷下学宫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如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斯等都曾在这里讲学、争辩。

四、崛起的“士”阶层:“百家争鸣”的载体

士是形成“百家”的本源,“百家争鸣”是士阶层之间的争鸣。士“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心;他们“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士绅阶层中引发和盛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享有升华为哲学体系的最有利条件”。士阶层的崛起是“百家争鸣”的载体。士原是奴隶主贵族的最底阶层,他们有少量的“食田”。受过“六艺”教育,能武能文。西周时士人地位很底,被限制在宗法制链条上,处于绝对附庸地位,没有自由。自春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贵族赖以生存的井田制崩溃瓦解,宗法制动摇,阶级关系发生升降变化。奴隶主贵族日益衰落,士阶层的地位则上升,力量迅速壮大。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内部冲突的解决、争霸战争、政权巩固等都急需网罗文武人才,社会上普遍兴起“礼贤下士”之风。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才能的士人为统治者赏识提拔重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为政治常识,士成了诸侯、卿大夫、私门搜罗的重要对象,这是士阶层崛起的政治原因。崛起的士阶层大体分为四类。其中学士一类构成“百家”的主体,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述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贡献巨大,所谓“争鸣”,主要是他们之间宣扬自己学派的学说,对其他学派的学说进行批判和争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开放性,使得载有物质、能量、信息的各种士人频繁的在各国、各政治集团,甚至各社会阶层之间交换能量、信息,讲学之风、争辩之风、著述之风一时遍及各国,“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形成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烈解组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多种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新因素相互交织和共同推动的结果。

作者:陈茵︱武汉理工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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