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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曾国藩家族中的女性

[摘要] 曾国藩家族五代以内的子孙中,有70多位教授级人物,其中有20多位是女性。曾国藩以后,双峰荷叶女性人才辈出,被称 […]...

曾国藩家族五代以内的子孙中,有70多位教授级人物,其中有20多位是女性。曾国藩以后,双峰荷叶女性人才辈出,被称为女杰之乡,这与曾国藩及其家族女性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既发扬优秀传统美德又注重时代特色的女性教育,在近代中国妇女教育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对今天提高全民族整体道德素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有着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曾国藩是曾氏家族女性教育的首创者。他的教育思想虽然没有系统的论述,而是散见于书信中,但他就事论事,客观实在,句句发自内心,显得真实、实用。本文仅就曾氏及其家族女性教育观的形成、主要内容、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肤浅的探索。

从咸丰二年母亲去世到同治七年,是曾国藩女性教育思想形成、发展、成熟时期。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母亲的影响。曾国藩母亲江氏,孝敬父母,勤劳贤惠,纺花搓纸、烧茶做饭,样样能干。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晚年中风,历时三年,她与丈夫曾麟书轮流守护在身边,端茶送饭,毫无怨言。江氏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则“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曾国藩从小感受了性格要强的母亲在处理家政、传承家风上的重要作用。他曾说:兄弟秉承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母亲的影响奠定了他对家庭主妇的基本要求:孝敬父母、勤俭持家、贤淑温和。

二是京师子弟的变坏。宦居京师的10多年里,曾国藩亲眼目睹了京师子弟的腐化堕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甚戒之!”(1)“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2)“骄奢倦怠,未有不败。”(3)“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少,所关颇大。”(4)

三是几位女婿的堕落。曾氏的五个女儿,除了五女纪芬外,其余都不幸福,尤其是大女婿袁秉桢,是个风流荡子,既不读书,又不务正业,曾软硬兼施,屡教不改,曾国藩终于与之决绝,女儿只能终日以泪洗面。三女婿罗兆升,为好友罗泽南的儿子,但是一个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性情暴戾,三女儿在罗家受尽歧视。这几个女婿都是曾国藩亲自为主定的亲,定亲的依据是父辈的人品和能力。为什么他们的儿子没有跟着父亲来,变得如此堕落呢?他苦苦思索后,得出答案:家教不严,尤其是母亲的监督和教育不力。

四是夫人的表率和支持。从咸丰三年(1852)到同治二年(1863)的十二年里,欧阳夫人一直简居乡下,她知书达理,任劳任怨,下厨烧灶,纺纱织布,事事躬亲,为子孙做出了榜样,为曾国藩女性教育的贯彻落实提供了保障。

五是浓厚而稳固的家族观念。曾国藩少年得志,但饱读儒学的他想到的不是一个人一小家的幸福,而是整个家族的繁荣昌盛。“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恐其一身享用殆尽,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5)只有儒孝治家,才会代代有秀才出。而自己和几个兄弟常年在外,真正贯彻儒孝治家的是家中的女眷,于是,他把女性教育作为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基于这几个原因,曾国藩把家教作为行军打仗外的第一等大事来抓,把女性教育作为检验家教成功与否的标准来抓,“凡世家有不勤不检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6)

曾国藩女性教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孝敬、勤俭、贤淑上,围绕这个中心,他制定了一套女性的行为规范,每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么做,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大到读书明理,小到每天的功课安排,都清清楚楚。曾国藩女性教育的思想大致成熟于同治七年,以该年五月二十四日《谕儿妇满女》中为她们开具功课单为标志。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内容。

孝敬长辈。曾家一直有孝敬长辈的传统。“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7)曾国藩父亲曾麟书遵循“以耕养读”、“积苦力学”,教子读书,还亲自践行“孝”。“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

不仅要孝敬父母,还要孝敬其他长辈。过年过节,他都要寄银两回家,由家人代为赠送给长辈亲戚,表示敬意。孝敬还体现在祭祀祖先上。“家中遇祭,酒茶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动用。”(8)“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祭祀,纵然兴旺,亦不长久,至要!至要!”(9)对祖宗恭敬,才能将他们的教诲、家训牢记在心、传承下去,家族才会长久兴旺。

对已出嫁的女儿,他把孝敬翁姑作为头等大事。在同治二年八月,曾国藩得知欧阳夫人拟率全眷来安庆都署时,他回信说:“大女理应在袁家侍姑尽孝,…若三女与罗婿,尤应在家侍姑事母,尤可不必同来。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10)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嫁女不要随往,要在家敬奉翁姑。否则,将来没有好处。

除了孝敬长辈外,曾国藩以“勤俭”二字作为女性立家持家的根本和传家宝。在他的家信中,除有少量纯粹是通报战事、教育子女读书学习的外,绝大部分都谈到了勤俭持家。如:“凡仕官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宦官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11)“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12)“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13)“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14)“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15)等等。

深受“耕读传家”传统思想影响,身逢乱世又身处高位的曾国藩,他对曾氏家族的定位不是官宦之家,而是一个以耕读为本的农村大户人家,把勤俭与否作为衡量家庭兴衰成败的关键。“家之兴衰,人之穷通,皆于勤惰卜之。”(16)他在信中反复告诫家人要勤俭,反对“轻弃家乡”,反对丢弃耕读传家的传统。为了杜绝女眷因不勤不俭而败坏家风,他要求夫人做出表率。在同治元年五月给欧阳夫人的信中:“夫人率儿女子辈在家,须事事立一定章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17)

在勤劳方面的具体要求是:第一是要早起。“勤之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18)“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19)“家中大小,总以早起为第一义。”(20)“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21)一日之计在于晨,把早起作为衡量一个人勤惰和一家兴衰的指标。多次在信中督问子女:“尔在家常能起早否?诸弟妹起早否?”(22)对嫁入的新妇也不例外。在咸丰九年给新婚的纪泽的信中:“尔既冠授宝,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23)告诫儿子不仅自己要早起,还要带领儿媳早起。 妇女早起后,洒扫庭除,全家大院干净整洁,既给人一种文明兴旺的气象,又传承了家风。这就是“八宝”中的“早、扫”。

第二是女工。女工是最能体现女性勤劳的地方。曾国藩非常重视。“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此后还乡居家,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主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换茶之类。…纺绩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至嘱至嘱。”(24)纺绩、酒食不求多,但不可间断,主要是养成勤劳的习惯。同治四年闰五月,他在家信中说:“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尔二人立志撑持门户,亦宜自端内教始也。”(25)“家中妇女近年好享福,而全不辛苦,余深以为虑也。”(26)正因为这种深深的忧虑,他对儿妇女儿的女工都做了全面的规定和安排,要求夫人做表率,监督到位。“(夫人)内而纺绩做小菜,外而蔬菜养鱼,款待人客,夫人均须留心,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依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27)欧阳夫人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带领女儿、儿媳纺绩、做衣鞋,在园地种菜养鱼,后来随夫君到督署,也照旧不改。“儿女诸女,果每日纺绩有常课否?”(28) “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深察闺门之内之勤惰也。”(29)对纺绩任务做出安排和检查。“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30)新妇也不例外。

对酒食同样有要求。 “盐姜颇好,所作椿麸子、酝菜亦好。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晒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家中兴衰,全系于内政之整散。尔母率二妇诸女,于酒食纺绩二事,断不可不靠常勤习。”(31)“ 吾家妇女,须讲究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寄与我吃,…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32)这都是同治五年家信中的内容。

为提高家里种蔬菜的兴趣和技术,曾国藩要儿子纪泽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对荒山旷土,“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种茶,亦获利极大,吾家可试种之。”(33)为提高蔬菜品种质量,他还从外地寄回种子,“频年黄芽白菜子,家中种了之好否?”(34)他这样煞费苦心,就是为了传承耕读传家的家风。

到同治七年五月,曾国藩把多年来对于女性教育的思考进行了归纳整理,专门写了一封给儿妇满女的家信:“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字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这张功课单以家训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女子每天的工作任务,使妇女们有章可循,远比说教重要得多。它对曾氏家族女性成长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的女儿出嫁,功课单是绝不可少的嫁妆。曾纪芬的《廉俭敕国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余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在俭朴方面,“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36)“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37)“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滚,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38)曾国藩看不惯家人衣着华丽。据曾纪芬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记载:同治三年,欧阳夫人率全眷由安庆行署迁入金陵督署,纪芬时年十三岁,穿一条曾纪泽元配贺氏所遗的黄裤,缀青花边,曾国藩斥为奢侈,欧阳夫人叫她换上了贺氏遗的一条绿裤。(39)

第二是用度。曾国藩对家中的用度严格控制,帐目要亲自审核才从军营付钱回家。四个女儿出嫁,都只送了二百金。对家中聘请仆人的数量和出外办事坐轿的情况,他都有明确规定。对亲戚亲房朋友过年过节、红白喜事的礼金都一一写明,不可胡来。“……将家中每年用度不可少者逐条开出,计一岁除田谷所入外尚少若干寄营,余核定后,以便按年付回。”(40)家中只有那些必不可少的费用才纳入他的开支范围,而且要逐项核准后才寄回。曾国藩还规定家属零用钱每人每月二缗(两吊铜钱),欧阳夫人也不例外。稍为华丽的东西都买不起,也不敢买。有一天,欧阳夫人把一个卖京货的老婆子叫到金陵督署,“且为文正公所呵,他无论矣!”(41)

“家中器用,但求实用,不求奢华。”(42)“余拟寄银三百,请澄叔在湘乡、湘潭置些木器,送于富土乇,但求结实,不求华贵。”(43)一再要求家中器物实用而不华贵,以俭养德。“余意不愿在长沙住,以风俗华靡,一家不能独俭。”(44)“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外,或稍有赢余,予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45)不愿在长沙住,将余钱买义田,都是为杜绝子孙的奢侈之想。

第三是女德。除了前面讲的孝敬父母、勤俭持家外,还有宽宏忍让。大女婿袁秉桢屡教不改,曾氏与之决绝,但他不愿大女儿回家长住,要她在夫家相夫教子“守妇道”。大女儿精神抑郁,29岁死于袁家。二女精神抑郁。三女婿娇生惯养,耽于酒色,三女在罗家倍受歧视,但他还是要其“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夫为妻纲,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46)当他得知大、二、三女不幸福时,他写信给儿子纪泽说“尔谆告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47)除大女早亡外,二、三、四女虽不幸福,但都能懔遵父训,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将子女抚养大。后代都出了人才。

曾国藩的女性教育思想是完全建立在传统道德三纲五常的基础上的。他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是把女性看成家庭的附属物,主要体现在择婿上。前面4个女婿,在和自己的女儿结婚前,曾国藩没有见过成年的他们,不了解他们,就凭自己和他们的父辈的交往定下了姻亲,最终导致女儿不幸福。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女性教育对儿孙成长、家风传承上的重要作用。他制定的功课表在近代女性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湖湘大地竖起了第一面女性家庭教育的旗帜。

在曾氏家族中,接过这面旗帜,让它发扬光大的有两人,分别是曾国藩儿媳郭筠和曾国荃儿媳刘鉴。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继承发扬了曾氏家训,注入了时代的内容,更具操作性,使曾氏家族代有人才。

曾国藩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1847-1916),为翰林郭沛霖之三女,从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能诗善文,著有《艺芳馆诗存》。同治六年(1867)五月嫁入曾家,在曾国藩指点下,学业大有长进。她曾说:“我十九岁结婚,大部分的书,如《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下才读的。”光绪七年,曾纪鸿病逝后,郭筠成为富厚堂第一主人。郭筠女士严遵曾国藩所定孝敬、勤俭、守妇道等遗训,并在此基础上更新了家训的内容,要求子孙天天做到、时时遵守。名为《曾富厚堂日程》,共六条:

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

二、男女皆有独自一人出门之才识。

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帐簿,写算不错。

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

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致矣。

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48)

第一、二条中的“习手艺”、“独自出门”要求女性要自立、自强,把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的人。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第三条讲的是俭,是对家训的继承,但又有发展。要人人自立帐簿,提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第四、五条要求女性有公心,要侠义成性,要勇于担当。有公心才会团结一致抵御外侮,行为不会有亏。在国弱民穷的时代,提高自身技艺和才识,大公无私、侠义成性,如果人人做到了这一点,家家和乡乡做到了这一点,则国家强盛指日可待。用曾氏家训来影响一乡风化,体现了郭筠卓越的治家治国才华和长远的眼光。在她的教育下,四子一女均有成就。女儿曾广珊,诗文书法皆有造诣。

对孙辈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她常督诸孙曰:“时局日迫,若尽通旧学,即无暇治西文,中学半之,西学半之,可也。”(49)从中看出她超人的洞察能力以及走中西学相结合、实业救国道路的思想。正如曾宝荪女士在《艺芳馆诗存前言》中说:“先祖母高瞻远瞩,在光绪末年已知国内政治势趋鼎革,而学术演进,偏重科学,除长孙女早适姚氏外,其余三房男女孙辈,均令其远赴英美学习科学。”(50)在16个孙辈(其中有5个女的)中,有5人赴英美留学,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权成为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曾宝施成为女翻译家,其余11人都进了当时思想开放、教学先进的新式学校,都学有所成。

另一个与郭筠齐头并进的曾国荃次子夫人刘鉴(1852-1930)。生于书香门第相府之家的刘鉴,家有“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的家训。她诗词文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结婚后,夫妻在“同心馆”做诗赋词,夫唱妇和,平添一番书香气息。曾国荃见刘鉴多才多艺,令两个女儿向儿媳学习。

1880-1881年,曾纪瑞、曾纪官相继去世,曾国荃把两房子孙教育大任交给了刘鉴。10年后,曾国荃去世,她肩负任,恪遵家训,力课儿曹,子孙辈人才辈出。儿辈出了一个秀才(曾广江),孙辈二个秀才,二个外国留学生。到曾孙辈,曾宪植(女)、曾宪楷(女)、曾宪朴、曾宪柱、曾宪榛(女)、曾宪矩(女)四女二男六姐弟兄妹均为大学毕业、学士、硕士,在当时绝无仅有,人称“秀才世家”,为共和国建设做出了贡献。

曾国潢一房第4代曾昭橘一代,因母亲陈秀瑛出身书香门第,思想开明,依祖训教子有方,出了个秀才世家,4女3男7兄弟姐妹,3人留学英美德,获硕博学位,其余都是大学生。曾昭橘为考古学家。

之所以“代代有秀才”、“秀才世家”,与刘鉴重视女学分不开。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鉴著《集字避复》出版,当时,她已50岁。她在《自序》中写道:“……惟诸孙女靡所承。灯窗余暇,择古今通用之字三千八百四十,别类分门,集为一册,名之曰:《集字避复》。”(51)说明这是教诸孙女用的家教读本,“亦蒙学之要本也”。这3840个字,字字不重复,内容涉及《人事》、《天文》、《地理》等32门60个方面,为了便于记忆,刘鉴将它们编成诗句,没有扎实的文学功底是做不到的。她还把识字与算学和明理育人结合在一起,如《人事》:“牛角成四字,诲尔闺人。针黹暇日,写算须精。款项来往,登载殷勤……。”“亩充倾足,必获丰盈。……斛无大小,价欲廉平。慈祥俭朴,世代隆兴。”《集字避复》是曾氏家族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专为女性撰编的启蒙读物。

五年之后,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鉴编著的一本专门的女学教育读本《曾氏女训》问世,它标志着曾氏女性教育从家庭教育走向了社会学科教育,是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肇始。全书3册,设《女范》、《妇职》、《母教》、《家政》4门,凡10章,124课。刘鉴在《曾氏女训?总论》中说:“……昔后世不以妇女为重……”(52)这是她编此书的原因。“欧风东渐,凡有负文明者,……莫不以扩充民智、张大妇权为宗旨。”这是时势的要求。“学业充,则遇事敢为,当仁不让,男女抱负均矣。” 学有所成,女子与男子有同样的社会抱负。这是编书的目的。

《曾氏女训》内容全面,务实具体。《女范》10课讲的是一个女子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待人处事应有的行为规范;《妇职》18课主要讲妇女在家庭中应尽的职责以及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母教》56课分为德育、智育、体育,内容最多、最丰富,主要指母亲教育儿女的内容,包括胎教、游戏、衣着、饮食、风雨雷电、博问等实用性强的生活常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启儿童心智,其中《德育篇》着重道德品质教育,如《德育?急公义》:“……范文正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今人教子,……惟独不可独善其身。盖人生之根本,以桑梓为重。乡里之缓急,固应极力周旋。……在在皆公,义所当尽。……无论一省之事,一分之事,或赞助,或督理……人尽如此,何虑公款不集,公务不举哉?”以范仲淹的天下为己任来教育女子以桑梓为重,对乡里公益事业要“义所当尽”,敢于担当,人人都做到这一点,公益事业哪有不兴盛的呢?这既是对曾氏家训的传承,更融入了利国利民的时代内容。

“闺门之教,至女范立,妇职修,女仪备,固己徵美昭著矣。然尚有验之于家政者。在焉,家为国之本。施于家,然后可以施于国。……俾老幼男女,得所维系,庶乎家冒而国盛矣。”妇女的教育,行为规范的确立,妇女职责的履行,礼性的修养,都体现在家族(庭)管理中。如果做得好,可推广到管理国家上。那么家族昌盛,国家兴盛。这里把妇女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家庭提升到了国家的层面,提高了妇女的使命意识,体现了刘鉴的卓见远识和非凡才能。

《家政》主要是讲家庭主妇在家庭管理中处理家庭事务、社会事务应有的态度和行为。《家政篇?赞公益》:“当此时代,百度维新,故主妇的责任,非若昔日之墨守成法,俯首深闺。……今则有一技之长,一念之差,皆可发明于世,诚女界光明之候也。……苟事而余闻,资有余积,利国利民之公益,不可不维持赞助,以尽热心。……不必人人有此举,不可人人无此志……。”在这里,刘鉴教育妇女们在“百度维新”的时代,要从深闺走向“有一技之长”、“发明于世”的时代潮头,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要用“余闻、余积”赞助,尽热心。“不必人人有此举,不可人人无此志。”教育妇女们人人要有热心公益的抱负和社会理想,再一次把个人、社会和国家联系起来,激发了她们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郭筠和刘鉴的女性教育思想如一棵树的两个枝丫,茁壮翠绿,相互辉映,在时代阳光的照射和自身的努力下越发葱郁,使得曾氏家训这棵大树枝繁叶茂,生机盎然。她们的思想,在今天,犹如一道道闪电,划过历史的时空,直抵人们的心田:女性要自立自强,利国利民。她们揭开了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新篇章,对当地女性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双峰荷叶迎来了女杰时代:一代女魂、女权运动创始人唐群英,民主革命家秋瑾,革命母亲葛健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共和国第一任妇联主席蔡畅,科学曾宝荪,教研学家曾昭橘,共和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历史学家曾宪楷,骨科专家曾宝菡,翻译家曾宝施等等。她们要么与曾家有亲戚朋友关系,过从甚密,要么是曾氏后裔,为中国近代女性解放树立了榜样,可谓女星闪烁,当世无双。

都说无古不成今。曾氏女性教育时代离我们只有100多年,在历史长河中是触手可及的一眨眼。但今非昔比,喜忧参半。喜的是民族独立了,经济发展了;忧的是传统道德解体了,道德沦丧了。尤其是家庭教育、女性教育严重缺位。一些人金钱至上,没有礼义廉耻,胡作非为。一些女性荣辱颠倒,贪图安逸享受,卖身求名求官求贵求荣,挥霍无度,严重败坏社会伦理道德。如果任其下去,将危及民族未来。

机器大革命时期,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曾说:“摇篮边母亲的手,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机器上的轮子。”他把母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机器革命相提并论,指出其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力。这正与曾氏家族倡导女性教育的宗旨“有贤妇,才有贤子孙”不谋而合。在衣食无忧的和平时代,男女社会经济差别缩小,女权意识增强,女性教育更加重要,如何使女性真正做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显得尤为迫切。

女性教育应该贯穿一个女人的一生。作为一个女性,我很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古为今用,把女性教育(女学)作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一课,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开设女性教育(女学)课,培养贤子女、贤母亲,这不仅是对当前社会道德沦丧的挽救,更是民族和国家繁荣昌盛的需要。是我们研究探析曾氏家族女性教育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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