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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

袁世凯家族: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摘要] 袁世凯生于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 […]...

袁世凯生于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 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的得名即与战争行伍有关,似乎在预示着这个新生儿一生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同治五年(1867年)袁保庆在山东做道员,袁世凯时年八岁,也随行。后袁保庆由山东调到江苏。在南京,袁世凯的一位老师曲沼擅长武术,教会了袁世凯一些拳法剑术。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楚霸王的“彼可取而代之”豪气无二 。

光绪二年(1876年)秋,袁世凯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袁保恒刚刚调任刑部侍郎,工作繁忙,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学得不少官场本领。两位堂叔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派他查办、参佐一切。1878年,袁保恒感染时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其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务,委托袁世凯分办陈州捐务,因他集款独巨,提拔袁世凯为“中书科中书”。

袁世凯先后于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在乡试中中举。袁世凯家族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袁世凯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心思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袁世凯曾作诗《言志》一首以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诗被认为是他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志向。当然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和自身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19世纪80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自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袁世凯科场失败以后,决定投奔淮系李鸿章。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这位大人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效法李鸿章的淮军。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秀才,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鸿章,而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吴长庆和袁保庆“订兄弟之好”。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1、十三四岁时,袁世凯就曾作诗表露出亡清之志

13岁时,袁世凯曾霸气外露地写成一联道:“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绝非池中之物。而到了十四岁,胆儿更大了,“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胡天”一语,矛头直接指向了满清王朝。幸好此时已过文字狱入罪的高峰期,否则单凭这两句,便足以让袁世凯株连九族。

2、袁世凯爱兵如子,但对抽鸦片的兵痞见一个杀一个

袁世凯早年就对鸦片深恶痛绝,在朝鲜统兵时,手下抽鸦片的士兵凡被发现强令戒毒,再犯者格杀勿论。然而平时对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非常重视,下令必须充分供给。遇有生病的,不顾传染与否,都携药探视。夜间巡营,见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阵亡者,必视殓祭奠;负伤者,必监督救治。

3、袁世凯在朝鲜对抗日本人,险些被地雷炸死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派在日本驻朝使臣竹添的暗中策动下,杀进王宫企图挟持国王发动政变。此时在朝统兵的袁世凯当机立断,身先士卒率兵攻打王宫,一个地雷距他不过十步远的地方爆炸,将他震翻在地,险些丧命。最终,日本人的政变阴谋因袁世凯果断进攻而未能得手。

4、为了推进改革,袁世凯险些被摄政王载沣一怒之下开枪打死清末政改,袁世凯是最重要的实际推动者。为了不使变革流于表面,袁世凯不惜与当权满清勋贵公开决裂。一次在朗润园的高层会议,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就“责任内阁的建立和军机处的存废”当场吵得面红耳赤,两人互不相让,载沣一怒之下甚至掏出手枪作势便要打死袁世凯。

5、袁世凯是近代教育之父

废科举始作俑者且首席功臣是袁世凯,由他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专注学校折》中,他大声疾呼:“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并未已受新式教育者安排好了出路,如大学堂毕业的,给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的,给举人功名,等等。

6、袁世凯和日本人逐字逐句地力争“二十一条”,保住了大部分的主权1915年,日本乘中国衰弱,列强忙于一战之时,提出了企图纳入其保护国的“二十一条”,此时袁世凯深知如日本强行出兵中国绝对无力抵抗,于是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就“二十一条”与日方代表大隈重信逐句逐字力争,殚精竭虑,终于耗到了美国出面干涉,日本迫于压力,最终将威胁中国主权的条款几乎全部放弃。胡适称:“二十条,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7、宋教仁遇刺临死前的遗嘱,将立宪大业托付袁世凯

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宋教仁被枪手暗杀于上海火车站,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两句给袁世凯的遗嘱:“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8、袁世凯是整个民国,最善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191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鲁迅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袁世凯。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9、 袁世凯临终遗言:“他害了我。”

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孙中山 袁世凯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

1914至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袁世凯“窃国”是误解:没有他就没有中华民国

核心提示: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过程中,有着不容抹杀的功绩,至于他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出于南方革命党人的意愿,哪里谈得到“窃”呢?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11期,作者:杨津涛,原题:《袁世凯“窃国”:误解一百年》

时间过得真快,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今天纪念这场革命,因为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实这个功绩也没有看上去那么显赫,时人陈独秀先生说:“1911年10月10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瓦解之表征。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书符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今人袁伟时先生则指出:“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

即便是这样一个含金量不太大的功绩,要是没有袁世凯的襄助,仅靠革命党人的力量,想要取得那也是如同登天。笔者认为,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中华民国,因此首任大总统他当之无愧。

多少年来,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在惋惜辛亥革命失败的同时,都忘不了加上一句“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的屎盆子在袁世凯头上这一扣就是整整一百年。历史上的很多习以为常的言说,背后往往都是漏洞百出的误解。谎言重复一千遍或许还是谎言,可是一千个人每个人都重复一千遍,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下来,谎言也就成了真相。

南京政府的国库中只有10块银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7日袁世凯正式出山、任钦差大臣,11月2日北洋军即收复汉口,到了27日连汉阳也被攻下。北洋军进而压迫武昌,湖北军政府岌岌可危。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那是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而南方的革命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大约有40万人,可是大多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装备落后,只能消耗钱粮,却无法打仗。

南方的革命成功了,形势却不怎么乐观。武昌首义后,各地虽是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使革命政权很快就能三分天下有其二。然而在同盟会影响下独立的省份仅有江苏、四川、山东而已,其余地区的领导人则多属于立宪派阵营。自晚清以来,地方上督抚操纵大权,连清政府都难以驾驭,此时天下大乱,匆匆建立起的中华民国政府又凭什么去号令群雄?

南京方面在财政上尤其困难。曾有记者问孙中山说:“您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饷?多少枪炮?”孙中山坦然承认:“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后来他就任临时大总统,还是没有钱,“一不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关税,二不能实行强行征发的革命政策,三不能从列强那里借到钱款”(朱宗震先生语)。胡汉民后来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告急,粮饷皆缺。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所谓国库中仅有银元10块。只有革命精神,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北伐也就只落得一句空话,到头来要推翻清朝,还是少不了袁世凯的帮忙。南北对峙,谁也吃不掉谁,停战和谈就成了双赢的选择。

黄兴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

革命后不久,1911年的11月1日,黎元洪就给袁世凯去信说,如果他赞同革命,“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随后不久,黄兴也致书袁世凯,“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简单一句话,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满清政权、拥护共和,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就非他莫属。

另据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记载,当时革命军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事业非袁不易成功,袁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的问题,袁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曾国藩和胡林翼都是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臣,而现在袁世凯并不想为清廷卖死命,和革命军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只要袁世凯肯和南方合作,那么颠覆清王朝也就很容易了。“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正是南方革命党人的普遍心态。

12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即通过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12月3日,交战双方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实现停战(一直延续到次年1月29日);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伍廷芳代表南方,唐绍仪代表北方,对议和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其中“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为双方共识,若国民公决后,多数人赞同共和政体,那么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

这边议和代表还在上海争执,南京那里却把临时大总统给选了出来,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方公然违约,主要有两点原因:在同盟会元老们看来,孙中山为革命奔波一生,民国首任总统的殊荣理应归其享有。再有,当时的南方也确实需要一个中央政府,不必有多大影响、也无须有多少力量,只要这么一个象征就足够了。因为如此一来,南方就可以和清政府平起平坐。政府对政府,谈判起来才能理直气壮。

袁世凯闻讯后自然极为恼怒,对身边人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吧!不必谈和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则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表示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而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抵抗。

革命党人自知理亏,所以孙中山一上任,就立刻拍电报给袁世凯对此予以解释,“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现在清帝尚未退位,“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明明白白地告诉袁世凯,大总统之位早晚还是你的,我孙文不过暂时帮你看管一下罢了。区区几个月有职无权的大总统,看上去算不了什么,可实质上却使孙中山成了共和缔造者、中华民国的“国父”。

此后孙中山又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912年1月15日)袁世凯这才暂时放下心来,恢复了对南方的信任。议和得以继续进行。

孙中山:“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

孙中山要让位袁世凯当然不能没有条件,后者至少还要把北京的宣统皇帝请下来。要说事情也不算太棘手,但是袁世凯一则不想背“篡逆”的恶名,二来也感念清廷恩德,所以不能动武只能劝说。

袁世凯那时候虽然是做了内阁总理大臣,把摄政王载沣也撵回了家,将内外大权独揽在手。可是北京城内此时还有载涛统率的禁卫军,这支全部由满人组建的军队,与早已腐朽的八旗兵不同,他们的装备、训练和待遇都堪称一流,是一支能上战场的劲旅。禁卫军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满洲亲贵。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袁世凯怎么能容得下它在身边虎视眈眈?他借口说目下大敌当前,希望载涛能亲自带领禁卫军到前线杀敌,起一个表率作用。向来胆小的载涛听说后魂飞魄散,立马辞职不干了。袁世凯顺理成章地把亲信冯国璋扶上了禁卫军统帅的位置。

袁世凯成了北方实际上的统治者,但要迫使清廷同意退位却并不那么容易。在满族亲贵看来,袁世凯要挟清帝退位,向南方换取大总统的职位,根本就是欺负孤儿寡母的曹操。因而隆裕太后顾虑重重,对是否接受“退位换优待”的意见还拿捏不定。一方面,她不甘心把天下拱手让给人;另一方面又担心革命党杀进北京,那就连优待条件都没了。

就在这僵持的当口(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退朝回家的途中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险些丧命。原来这些北方的革命党人反对南北议和,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当时,清帝退位的传言已广为流传,可又迟迟不见兑现,他们以为是袁世凯从中阻挠,所以组织了暗杀行动。这下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就此请假不再上朝议事,同时要挟清廷说,要是再不同意退位,他就辞职不干了。

要知道,满洲亲贵不只有载涛那样的懦夫,其中也不乏血性之辈,他们绝不愿眼看着祖宗社稷落入他人之手。宗社党领袖良弼以清室卫护者自居,反对议和,一力主战。他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是满洲亲贵中唯一有胆略、有能力和南方一战的将领,当初禁卫军名义上归载涛统领,实权则掌握在良弼之手。良弼打算袁世凯一辞职,就让毓朗、载泽等宗室组阁,以铁良为总司令,和南方民军做殊死一搏。然而,革命党人没能杀掉袁世凯,却在不久后成功暗杀了袁的这个心腹大患。良弼一死,满洲亲贵为之胆寒。

隆裕太后一看,既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下了杀手,那袁爱卿自然就是心向我爱新觉罗氏的大忠臣了,从此对袁世凯的话也就越发相信了。而且太后眼见革命党在京畿重地都如此猖獗,能够频频发动暗杀,真的是感到大势已去。

良弼遇刺的同一天(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将领47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廷“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压倒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突如其来。在随后的御前会议上,满洲亲贵、蒙古王公们已经不再敢有什么反对退位的强硬表态了,一个个都低头不语。溥仪回忆说,当时“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廷,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当然,他们天真的幻想不可能成功。

1912年2月12日,清廷以宣统名义颁布退位诏书,由此中华民国统一南北。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的事情上有私心不假,可共和中国能这样轻易地创建起来,他也是功不可没。不然要是南北混战一开,结局如何就没人能说得清了。13日,孙中山如约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同时举荐袁世凯为继任大总统。他在咨文中说:“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喙之地,惟前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

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合法之大总统

在这里读者朋友们可以注意到,南北双方有约在先,不是袁世凯逼孙中山让位;其次,孙中山自己也对袁世凯的功绩和才能大加称赞,视袁为当然的总统人选。在后来的致袁贺电中,孙中山还有“民国大定,选举得人”的话。

14日,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召开,南京参议院的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要知道,在前一年年末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时,他也只得到十七省中的十六票支持,另有一票投给了黄兴。袁世凯继任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华盛顿”的赞誉不是空穴来风。

退一步讲,纵然是根据中国古老的政治法则,袁世凯同样获得了延续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在宣统帝的退位诏书中,他特别加上了一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这恰相当于清帝“禅让”。

总之,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过程中,有着不容抹杀的功绩,至于他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出于南方革命党人的意愿,哪里谈得到“窃”呢?正如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的那样,辛亥革命后“社会秩序的恢复有赖袁世凯将北洋军与同盟会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也仰赖袁世凯以立宪程序,将新军和各省的议会结合成全国性的政体”。如果客观地评判历史,袁世凯在创建中华民国中的功绩决不该被抹杀,“窃国”的帽子老袁戴了一百年足够了!

袁世凯的谋略:略施小计“二十一条”成为废纸

在21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尽心尽力,努力减少损失;被迫签字后,布置官员拖延抵制,使之成为废纸。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他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他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在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①[①?《张謇全集》第二卷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200—201页。]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的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②[②?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页。

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③[③《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记汇编》第40页。]。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

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此外,在21条交涉过程中,他尽心尽力,努力减少损失;被迫签字后,布置官员拖延抵制,使之成为废纸。

中国密谋参加一战:袁世凯策划打德军夺回青岛

核心提示:当时中国政府内部曾秘密讨论过趁德国无暇东顾之机收回青岛。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建议说,应该尽快同英国签署条约,并与德国使节磋商,另一方面再派军队围困青岛,两方面下手逼迫德国交还青岛,也使日本措手不及。

百年前的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日前欧洲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与一战的距离非常遥远,但在那段时间,列强在中国的博弈片刻没有停息。

中国不参战反惹列强抱怨

一战在欧洲爆发时,中国正处于袁世凯统治之下。当时他的夙愿是登基称帝,而非参加一战。然而随着战争范围不断扩大,中国也开始受到波及,虎视眈眈的日本迅速制订进攻德国租借地胶州湾的作战方案。1914年8月3日,袁世凯请求美国遏制日本,不要在包括胶州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和领海展开军事行动。6日,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向日美提出,中日美共同劝告欧洲参战国,限制战局,缩小战祸,维护东亚和平,但该建议被日本断然拒绝。同一天,中国政府宣布中立,不参与欧洲战事。

当时中国政府内部曾秘密讨论过趁德国无暇东顾之机收回青岛。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建议说,应该尽快同英国签署条约,并与德国使节磋商,另一方面再派军队围困青岛,两方面下手逼迫德国交还青岛,也使日本措手不及。但袁世凯却决心恪守中立。他认为,中国既然已经宣布中立,派兵夺回青岛会造成国际纠纷,而且将使日本猜忌中国。中国就这样第一次错过了参战收复国土的良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回忆说,袁世凯后来表示,他曾策划攻取青岛,但几名受德国影响或曾在德国深造的将军反对对德宣战,认为德国是中国的朋友。不过莫理循认为,袁世凯当时对军队有很强的控制力,不参战还是袁世凯自己的决定。

在袁世凯不作为的情况下,日本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胶州湾租借地让给日本,限期23日正午前答复。面对日本即将出兵,袁世凯召开紧急会议。外交部参事顾维钧表示,中国已经尽了中立国的责任,因此中国完全有理由抵抗日本侵略。接着,袁世凯征求陆军总长段祺瑞的意见,段祺瑞回答道,鉴于武器弹药不足,军队只能维持48个小时的作战,48小时之后作战将十分困难。由于中日力量对比悬殊,袁世凯只好下令划出战区,供日德两国交战,以保持中国的中立。日本对德宣战之后,短短数月之内便占领胶东等地。随后日本野心膨胀,打算把中国变成殖民地。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从1914年一战爆发至1917年初,中国政府曾数次动过参战的念头,但日本担心中国参战后对它不利,所以极力阻挠。这一时期,中国一直处于左右为难之中,招致同盟国和协约国两方怨恨:德国抗议中国不严守中立,协约国又指责中国继续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这种状态使日本得以从中渔利,借助协约国支持进一步损害中国的主权。

美日态度来回变更

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掌握在段祺瑞手中。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成了北洋政府内参战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欧洲战事如果持续下去,美国必定会参战,因此中国应当有所准备。西方出版的一战书籍称,1916年到1917年,一战在欧洲达到关键时刻,段祺瑞把这看成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对德宣战,使中国得到欧洲列强和美国的欢心。他还希望中国参加一战获胜后能获得国际威望。为研究参战可行性,段祺瑞在国务院(他于1916年出任国务总理)开辟西花厅,约见各方人士,商讨参战事宜。与此同时,段祺瑞还同协约国秘密接触。1916年10月,他开始和英国密商中国参加一战。德国档案显示,1916年底,段祺瑞已经明确表示要投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但此时,尽管段祺瑞被认为是亲日派,日本对是否允许中国参战的态度仍不明朗。直至1917年初,日本相继同四大协约国——英国、俄国、法国和意大利达成5国谅解,得到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保证之后,日本才同意中国参战。

1917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宣布同德国断交,并劝说其他中立国采取一致行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随即通知中国政府,希望中国同美国展开一致行动。芮恩施会晤黎元洪和段祺瑞,表明中国参战的好处,还自行做出了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保证。这进一步增强了段祺瑞对德宣战的决心。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国提出外交抗议,表明断交打算。这时,日本对中国参战的态度开始积极起来,日本政府意识到,如果听任美国把中国拉入协约国,会使中国更倾向美国。2月23日,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幕僚西原龟三前往中国,极力敦促中国对德国进一步断交和宣战。

然而不久后美国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中国参战反而变得消极起来。原来美国始终担心日本独占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既然中国参战也无法避免日本独占山东权益,华盛顿就主张中国暂时不要参战。同时美国政府也不愿意对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任何保证。3月5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同英国驻华代理公使艾斯顿举行会谈,转达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新政策,主张中国政府发出对德抗议就已足够,不必再断交和宣战。如果中国参战,将影响其对欧洲战场的劳工供应,而中国军队赴欧参战可能性很小,美国希望与英国一道阻止中国参战。但英国此时已同日本达成一致,不仅不反对中国参战,还诱惑中国说,中国宣战后可以立即获得经济利益,不用再支付给德国的庚子赔款和德国贷款利息。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指示艾斯顿向芮恩施说明,英国欢迎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此时,情况变成段祺瑞在日本和英国支持下极力主战,黎元洪则赞同美国的意见反对中国参战。

因是否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之争(指黎元洪和段祺瑞之争)日趋激烈。黎元洪于5月21日宣布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拒不承认免职令,策动安徽、奉天等多个省份宣布独立,引发着名的“辫子军”张勋复辟事件。此后,黎元洪辞去总统职位,总理仍由段祺瑞担任。从政坛清除掉黎元洪等反对派之后,对德宣战再无阻碍,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名为参战,实为内战

中国参战后,协约国并未要求中国派兵赴欧洲作战,但对德奥宣战给段祺瑞编练军队提供契机。1917年12月,段祺瑞出任参战督办,向日本借款编练参战军。参战军共3个师,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这支参战军堪称“日械师”。当时西方认为,段祺瑞打着参战军要参加一战的幌子,事实上打算用于统一中国南方。

1918年11月德国宣布投降时,参战军已达到3个师又4个旅的规模,该军后改名为边防军。段祺瑞的晥系军阀准备把这支精锐之师用于国内战争,但之后随着外蒙局势恶化,北洋政府派遣其中一部奔赴外蒙维持秩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没有派兵到欧洲作战,但战时中国向欧洲输送了14万劳工,这群中国人远涉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14万中国劳工参加一战:与德军搏斗 约2万牺牲

生死未卜的命运

1916年至1918年间,英法两国在中国共招募华工14万人左右,这其中近三分之二为山东人。他们在欧洲后多从事挖掘战壕、筑路、救护伤员等战勤和战斗工作,约两万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只有工号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华工们就面对着生死未卜的命运,死亡的危险如影随形。1917年2月24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的邮轮,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

按照最初约定,华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事实上华工的工作几乎都是处于最前线。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受雇于法国的华工由法国军事当局负责。通过分包系统,对劳工有需求的企业开始使用这些人。因此,从布雷斯特到马赛,从里昂到敦刻尔克,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中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中,都有华工的身影。

华工有的受雇于重工业企业,例如施奈德公司,有的受雇于汽车公司,例如雷诺公司,还有的被推荐至港口管理部门。而英招华工则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另一些则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就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但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在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人公墓。许多华工在掘埋尸体或者抬运伤兵的时候,精神遭受刺激,被关进了专门的疯人院。有的华工还向前线运送弹药,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法国兵和英国兵的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修缮战壕的华工们就拿着手中的工具冲入阵地与德军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英法对华工的到来充满期待

在欧洲战场上,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一方在德国的步步紧逼下损失惨重,仅仅1916年7月发生的索姆河之战,英军伤亡就达40万人。随着战争的演进,协约国一方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当协议国兵员锐减、劳力奇缺,难以为继之时,英国一位军官提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

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从工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前线参战,英国和法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中国廉价又丰富的人力资源,希望中国人可以作为工人前往欧洲支援协约国一方的作战。于是,在德国人无暇顾及的远东地盘上,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招募运动悄悄拉开。

由于北洋政府不愿意得罪德国人,这些招募计划一开始都是半官方的,但是在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开始转由中国政府劳工部组织劳工输出。从1916年5月输出第一批劳工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相继有14万华工远涉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开始了他们曲折艰辛的劳工经历。

当第一批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港的时候,法国报纸《L’Excelsoir》在1916年8月22号的头版新闻上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招来法国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可以看出,法国人对华工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法国人的期待是有理由的。因为,英法两国对华工的选拔非常严格,凡患有眼病、肺结核、性病及牙病者均被拒绝。招募的华工以山东人、湖北人为主,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来自辽宁、吉林、江苏、湖南、安徽,甚至甘肃。选拔后的华工被集中在威海卫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等待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法国。

部分人留在欧洲

中国劳工旅的大多数人在1919年和1920年回国,留下来的三千人在欧洲扎下了根,构成了当时法国和比利时华人社会的核心。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法国依然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工人继续在工厂、医院、建房点里工作。部分工人则被派去清理战场、掩埋尸体。与为英国政府工作的华工相比,效力于法国的华工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在工作之余,他们和法国公民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据估,约有3000名中国劳工适应并留在了法国,其中小部分人还娶了法国人做妻子。战争使法国损失了近200万婚龄男子,造成严重的性别失衡,于是法国妇女的身影也出现在那些生产机器设备、坦克和其它武器的车间里,一些中国工人就是这样接触到了他们未来的法国妻子。为英国干活的劳工则未能获得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英国政府把他们全部遣返回国了。那些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华工得到了一笔补助,相当于他们12个月的报酬,除此以外,他们回国后就再也得不到其他照顾了。

李肇星在凭吊一战赴欧华工墓地后表示,许多一战华工战后成为第一批移居法国的华人,为中法友谊做出贡献。当前中法关系进入新的时代,承载两国人民共同心愿的“中法梦”一定能实现。

如今,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民也开始回顾、正视这段历史。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评价一战华工时曾说:“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兰西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兰西的领土、理念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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