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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

历史的反思︱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异同及启示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急剧变革,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本文从这一时期改革的内容、性质和作用等方面分析了这些改革的同与异,特别强调了它们的共同性。从而总结了几点有益的启示改革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改革必须开放改革是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改革必须果敢地打破旧传统的束缚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众多有胆识、有雄心的改革家,突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①的这种停止的、保守的陈腐观念的束缚,高举“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改革理论旗帜,自觉地肩负起改革的重任,使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在不断的改革中确立起来。这场空前的改革大潮,改革次数之多,改革家人数之众,改革范围、内容之广、影响之深,改革效益之显著及改革意义之巨大等都堪称中国古代之最。所以,这是改革之光辉极其璀璨夺目的时期,是中国改革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对其进行深人的分析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春秋战国的众多改革,都具有鲜明的特性,但是经过认真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各国的改革有许多相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国改革的共同性是这一时期社会改革的首要特征。

首先,从各国改革的内容看,各次改革的主要点基本是一致的,都在税制、田制、官制和兵制几个方面,且每项具体改革方案也都大同小异。如赋税制度和土地制度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晋国的“作辕田”和“作州兵”,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和“用田赋”,楚国的“书土田”和“量人修赋”,郑国的“作封恤”和“作丘赋”,秦国的“初租禾”等都是以“履亩而税”的实物税制取代“籍田以力”的劳役税制。总的说来都是以“农夫人其税于大人”②的新制度取代西周以往“小人农力能事其上”③的旧模式。

赋税制度和土地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上税制改革的同时也是田制的初步改革—承认井田瓦解的实际和私田的合法性,以“自爱其处,不复易居”的土地永久占有制取代了“爱土易居”①的土地定期分配制。到了战国时期,改革更加深化,田制由承认私人永久占有进一步发展为明确废除井田制而实行土地私有制。先是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教”①。有的史家据《七国考·魏食货》所引《水利拾遗》载“李怪以沟恤为墟”,认为这“主要是破除旧有的降陌封疆,鼓励自由开辟耕地”②,已经开明令废除井国制之先河。尽管对此也有不同解释,认为“沟恤”并非“降陌封疆”,“以沟恤为墟”只是兴修水利之谓,因此“尽地力之教”并无“破除旧有的吁陌封疆,鼓励自由开辟耕地之意③。由于史料的限制,这个问题只能暂且存疑。但到商轶变法时,“开吁陌封疆”,“除井田,民得买卖”④,井田制被彻底废止而实行土地私有制,则是明确无疑的了。以上可见,各国税制和田制改革只存在时间早晚、亩制与税率大小和深浅程度的具体差异,而内容和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在行政体制方面,分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来看。齐国实行“三选制”,晋国建立六卿制度,越王勾践纳贤礼士、广招贤才等等,这些中央系统的改革是变宗法等级制度为选贤任能的官僚制度的初步举措。到战国时期,更进了一步。魏国“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食有劳,禄有功,赏有能”⑤楚国“废公族之疏远者”,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⑥,“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⑦韩国“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⑧,“循功劳,视次第”⑨秦国建立军功爵制,“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⑩燕昭王实行了“不以禄私其亲”,“察能而授官”,等等,则更明确地废除了贵族世袭的世卿世禄制度,确立起按功劳和才干任官的官僚制度。

总之,各国都先后进行了力度不同的中央官制改革,建立起君主集权制政体以取代夏、商、周时期的宗法等级制政体。在地方行政体制方面,齐国实行“参国伍鄙”制度,“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为郡县制的产生创建了雏形,开封建国家地方行政制度之先河。晋国早在献公时期前一前年就开始设县,之后逐渐推广⑩。魏国在文侯时期前一前年,就普遍实行郡县制了。秦国也早在武公十年前年于新攻占的邦、冀戎均属今甘肃天水二地设县,后亦推广之。至商鞍变法时,秦国分三十一县,普遍实行了县制。楚国也在庄王十六年前年以陈今河南淮阳为县⑩。郡的设置是在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九年前年,赵简子在攻郑前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⑩,这时郡是低于县的区划,但因设在边地,范围反比内地的县大。后来有所变化,战国时,边地繁荣,郡下便划分若干县,如魏的上郡有十五县⑩,赵的上党郡有二十四县⑩,代郡有三十六县⑩,燕的上谷郡有三十六县⑩,等等,县反为郡所辖了。几乎各国皆然,只有齐国不设郡,而有都一级机构,大抵与郡相当。郡县制普遍代替了原来分封的采邑制。可见从行政体制改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作法、制度也是基本一致的。

重视法治,颁布法典,建立一整套法规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几次重要改革的又一项共同内容。

最早是郑国子产“铸刑书”①,之后,晋国“铸刑鼎”②,魏国李惺著《法经》,秦国商鞍作《秦律》。其他国家虽然没有像这几个国家一样制定和公布完整的成型法律制度,但也多是重视法治的。如齐威王“谨修法律而督奸吏”③,申不害在韩国“修术行道”④,燕昭王也曾“修法令”等等。改革内容还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是兵制改革。无论是齐国的“作内政以寄军令”⑤,创立与行政建制合一的三军建制,还是晋国从献公到惠公、到文公,再到景公连续改革军制,军队从上、下两军建制发展为六军建制,或者是鲁国的“作丘甲”、楚国的“量人修赋”和郑国的“作丘赋”等,都是通过兵制改革来加强军事实力。“作丘甲”、“量人修赋”和“作丘赋”虽然是赋税制度改革,但由于扩大了甲士和军赋征调范围,不仅扩大了兵源,而且改变了军士的组成成分,能起到鼓励立功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军事实力。在春秋时期这些大同小异的兵制改革之后,战国时吴起创建“魏武卒”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自不必说更是效益极为明显的、成功的兵制改革,就是商轶的奖励军功,按军功定爵二十级的措施也含有军事改革的意义,起到了明显的提高战斗力的作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各国改革的内容在主要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再来分析一下各国改革的性质。先说经济方面。从最早的齐国“相地而衰征”开始,废除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代之以“相壤定籍”,即“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的分成地租实物税制。这种赋税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对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度的否定和对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土地私有制的肯定和承认。此后各国的税制和田制改革也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改革,直到秦国商鞍变法明令“废井田”、“制降陌”⑥,井田制被以法律形式明确废除,而私有土地制度则得到了法律承认和保护。大家都知道,井田制是奴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基础不复存在,建立于其上的各国奴隶制自然也就如空中楼阁般坍塌了。而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个体小农经济,必然在保护中发展壮大。所以,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最后完成封建经济形态对奴隶制经济形态的取代的共同性质。在政治方面,各国所进行的内容基本一致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也都是相同的。在中央,不论出身,从新兴地主阶级中按才能和功劳选拔官吏在地方,行政机构的长官郡守和县令也由国君任免,直属于中央,打破了宗法制度下世袭宗亲既在朝中为官,又各据封国的分权状态,君权得到了加强,新兴地主势力也战胜了旧奴隶主贵族势力,掌握了政权,创造了为本阶级发展服务的政治条件。这是最后破除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特权的宗法等级制的政体,初步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基本完整的中央集权制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各国都以封建官僚政治代替了奴隶主贵族政治。所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各国改革都是消灭奴隶制度、建立封建制度的改革简单说,就是促进和完成封建化性质的改革,只是存在程度上的深浅差异。

各国改革最后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历史作用。

如前所述,各国的改革都是封建化性质的,使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改革都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促进和最后完成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这个社会大变革。它使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基础方面,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变化了,“坏井田,开吁陌”①,商、周时“田里不餐”的国有土地制度—井田制已明令废除,一种全新的制度—土地私人永久占有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改革中得到法律承认,正式确立。与此相关联的赋税制度也变化了。劳役税制也在改革中为实物税制所代替,以往是“小人农力以事其上”,这时变成了“农夫人其税于大人”。田制与税制的这一变化标志着社会经济形态已由奴隶主经济变为地主经济。上层建筑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是“亲亲尚恩”的世卿世禄制度被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尊贤尚功”的官僚制度,官员由国君直接随时任免,酬以傣禄,年终考绩进行管理。

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也不再是西周时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宗法制,而是按军功授与的爵位制。例如,商鞍变法重新“明尊卑爵秩等级”,以“军功论定爵二十级,斩敌首一个或告奸一人均可得爵一级”②。

二是国君直接控制的地方行政区划—郡和县也逐渐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邑,宗亲分封的贵族政治体制变为选贤任能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了。

郡、县直属于中央,其长官由国君任免,听命于国君,便利于国君对地方的集中统治。不像原来的采邑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构,有自己的军队,且世袭占有,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三是由于改革,兵制和法制也有了变化。

兵制方面,随着土地的私有化,普遍推行征兵制,兵源由原来仅限于国人扩大到了“州”、“丘”的鄙野之民,进而发展到推行郡县征兵制。征兵制之外,又有了亲兵制,各国都奉养力士和挑选训练勇士,就如吴起严格挑选和训练的“魏武卒”、吴王阖间训练的三千“前阵”,还有越王勾践教练三年的勇士等,都通过“招延募选”建立了一支以禄秩奉养的精锐亲兵。军队的兵种也有了更新,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起了中原第一支骑兵起,各国也陆续有了骑兵,而且过去以车兵为主,这时变成了以步兵为主。军队构成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比从前更适应大规模争霸战争的需要。至于法制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明文公布法典,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秦国颁《秦律》,都取消了“刑不上大夫”的贵族特权,这就为新兴地主势力对旧贵族的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这些变化都说明奴隶主贵族政治改变成了封建官僚政治。社会在改革中发生的这种全面变化,意味着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成功的改革给各国带来了富强和昌盛,大者称霸,小者安邦或中兴复国。管仲改革使齐国“富国强兵”,“一匡天下”③晋国在连续改革中百余年保持霸主地位,偏处东南的吴国也是通过改革才有了争霸中原的力量越国更是通过整伤内政、发展经济、加强军备的改革积蓄了力量,得以复仇雪耻,夺取了吴国的霸主地位,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霸。魏文侯任用改革家李懊、西门豹和吴起等力行改革,便在战国时期第一个称霸。吴起变法仅一年就使楚国转贫弱为强盛,“南收扬越,北并陈蔡”④,“却三晋,西伐秦”⑤,拓土却敌,强邻不敢侮。齐威王进行整顿吏治、“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的改革使齐国摆脱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困境而“最强于诸侯”⑥,代魏国而跃为东方霸主。著名的商鞍变法之作用更不待说,不仅使落后的秦国跃居七雄之列,而且成就了完成统一伟业的千古功勋。除了这些大国的改革成效卓著之外,其他如吕甥“作辕田”、“作州兵”的改革救晋国于危亡,迅速恢复国力子产改革使小邦郑国安立于强邻之间而不侮申不害“修术行道”的改革使韩国“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①还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不仅使赵国解除了来自外部的侵扰威胁,而且强盛一时,服林胡,灭中山,周旋于秦、韩、楚、齐诸国之间,使强大的西秦都大受震惊燕昭王“察能而授官”、“不以禄私亲”及“修法令”②等改革措施终于使衰败的燕国复兴,破强齐而雪耻。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一点这一时期各国改革的作用是共同的,都带来了各个国家的繁荣富强。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共同性为什么如此突出呢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一时期,由原来统一的西周王朝分裂而成的各国,社会发展正经历着一个相同的历史阶段,就是说各国改革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基本相同的。总的环境是各国均处于一个大凌小、强并弱的竞相争霸的政治形势下,这就要求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才能强大而称霸或独立而生存,改革图强势必成为各国的必然之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时期各国的经济发展也都处在一个相同的阶段上,总的来说,都处在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的形势之下。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以及水利事业的兴起,生产能力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小农生产在这样的条件下便悄悄地、自然而然地出现并发展起来,私有的小块土地随之出现和增加,土地私有制以进步的新生制度所特有的强劲生命力冲击着旧的土地国有制。昔日“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的大面积井田此时早已是“惟秀骄之”、“惟秀柴之”③的荒芜景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自然在变化之中。越来越多的奴隶不再甘于牛马式的被奴役命运而逃亡、暴动,奋起力争改善境遇同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和势力的壮大也同维护旧制度的奴隶主阶级产生了必然的矛盾,他们也展开斗争,要争取主宰社会和自己命运的权力。如此相同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各国改革所提出的要求当然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各国改革的内容、性质和作用等都具有如前所述的那样典型的一致性。

当然,这一时期的改革在具有明显的共同性的同时,也还是有差异的,有各自的进程和特殊性。比如鲁国的改革主要措施是实行“初税亩”④、“作丘甲”⑤和“用田赋”⑥,对赋税制度作了不断深化的更新。这些都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在政治方面就少有作为。

还有燕国的改革也与别国不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燕国偏处北边,虽然国土并不算小,但在群雄中却一直处于弱势,燕王啥前一年颇具雄心,决心改革图强,一方面亲为表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汗池台榭,外不罕戈田猎。又亲操来褥,以修献亩”⑦,勤俭以求发展一方面“好贤”⑧礼士,寻求改革治国的良才,对讲究“法”、“术,,的子之非常信任和尊崇。在急切的求治心驱使下,他采取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措施,将王位让与子之,并将体禄三百石以上的大官之印全部收缴,由子之另行任命,放手让子之有所作为。此步改革迈得太大,一方面骤然打破世袭制的传统,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这种作法很难让全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权势人物所接受另一方面,失去权柄的高官们当然不能甘心,他们本是当时政权的核心部分,其核心动摇了,整个政权自然要发生动荡。于是,在子之即位第三年前年,以太子平和将军市被为首,发动了叛乱。他们要“伤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⑨,旨在恢复旧秩序。显然,这是失去权势的旧贵族对在改革中崛起的新兴势力进行的武装阻抗,它的反改革性质是清楚的。子之很快平定了叛乱,但内乱还是造成了局势的动荡不宁,“众人恫恐,百姓离志”①,在这种情况下,齐国趁机进行武装干涉,燕王啥和子之都被杀了,改革流产了,燕国几乎亡国。但历史终归要前进,改革图强的潮流不可遏止。燕昭王前一前年即位,决心通过改革增强国势,以报仇雪耻。他采取“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察能而授官”、“不以禄私亲”、“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于萌隶”、“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②等措施,刷新政治,整顿秩序。经过二十八年的经营,终至国家“殷富”③,出精兵大败齐国,“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④。燕国终于以改革的手段达到了强盛的目的。像上述这样一些各国改革的不同特点是由于相同背景下各国社会政治、文化或外部环境的差异造成的。

以上缕述各国改革之同异,是为了从这次大的改革高潮中探寻出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认为,这段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几点改革作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定产物,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古老的奴隶制度逐渐死亡,新生的封建制度以不可阻遏之势蓬勃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之士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场新旧斗争的意义及其不可逆转性,自觉地站到新生事物一边,用政权的力量废止旧制度,打击守旧势力,同时制定新的法规制度来支持社会新兴势力,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保障,新生的封建制度于是在奴隶制的废墟上确立起来。

无论是哪一国的田制、税制的以新代旧,还是兵制的改革、法制的确立,都无不顺应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这个社会大变革的趋势,都无不是为这个大趋势服务的,这就是这一时期改革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也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多有成功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偏离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轨迹,也就是说,如果背离了时代的客观需求,就难以成功,同时也没有意义。比如燕王啥让位子之的改革之举,虽然主观愿望是积极的,但从有限的史料看,子之即位三年,并未做出顺应那个大趋势的切实有效的改革举措,使这一让位之举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因此,在旧势力的反扑下,这次改革失败了。由此我们看到,改革是一个时代特定的产物,与其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改革者必须有远见卓识,要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共同性还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改革与开放密切相关,改革必须开放,没有开放就不会有成功的改革。

这个时期的各国自觉不自觉地均实行开放政策,国门始终是敞开的。这给人才流动、信息沟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士人不受国界的限制,可以自由流动。这样事例很多,比如子贡是卫国人,却曾在鲁国为相商鞍也是卫国人,先投奔魏,后又到秦国,终于拜相魏文侯曾亲往晋国礼请名士段干木秦国名相李斯是楚国人,等等。当时有“养士”之风、“客卿”之谓,人才流动是普遍现象。这种流动使各国能很好地了解他国的改革情况,多方吸取经验,相互引为借鉴,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就必然采取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并取得一致的效果。由此可见,开放对于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开放,绝不会有竞相改革的局面。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革与不改革、改革步幅的大小与成败决定国家富强与贫弱、先进与落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时,国不论大小,凡勇于进行全面改革,并获得成功的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繁荣富强之路,都完成了社会形态的变革,“五霸”、“七雄”的改革事实就是明证。而且,尽管各国改革有很多共同点,但差异还是存在的。比较各国的情况可以看出,改革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国家就发展快,就强盛相反,改革步幅小、影响弱的,国家发展就慢,就贫弱。

齐国最先进行全面的、有成效的改革,它也就最早富强,率先称霸诸侯,也较早建立了封建地主政权。而鲁国虽然建国时实力雄厚,可由于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大,仅仅改革了一下税制,对旧贵族势力打击较小,国家就始终没有强大起来。还有楚国,也是个疆域辽阔的大国,却由于改革成果没能坚持,强盛就仅仅是昙花一现,未能如齐、晋、魏等一样成为强国。而地域并不甚大的吴、越,却由于成功的改革而能北上称霸中原。所以,改革无论从其发生,还是结果看,都是人类谋求富强和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旧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改革的一种束缚力。史实证明,一个国家的旧传统势力越强,改革的步幅就越小而旧传统势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则改革业绩斐然。

齐、鲁两国之别就极说明问题。两国受封之始,周武王赐与鲁国殷民六族,并特赐“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因此,“周礼尽在鲁矣”,鲁国公伯禽至国,又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变其俗,革其礼”①切实贯彻周礼,使西周礼制在国中影响极深。此后,事事悟守“先王之道”,所以,虽然在客观形势的迫促下,也进行了改革,但这改革的局限性很大,远不及秦、晋等国深刻和影响巨大。而齐国虽然和鲁国一样,同是周初重要封国,但姜尚立国之始,就“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由于开始就能因势变通,周礼的影响不像鲁国那样特别强,所以,传统文化意识的束缚相对较弱,便最早发生了影响较大的改革,很快强大起来。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如卫国的情况和鲁国相近,孔子曾指出“鲁卫之政,兄弟也”②。卫国也基本谈不到什么改革。

宋国则是殷之余民的国家,旧有文化传统影响极深,所进行的改革也就极为有限。还有地域最辽阔的楚国,由于文化落后,保守势力极强,所以它的改革也就特别艰难,而终未取得大的成效。而秦国远处边睡,与“戎狄”杂处,受中原礼制文化影响极小,旧传统、旧意识的束缚就小,也就具有最有利的社会环境,这就成为秦国改革最为彻底、最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晋国虽也是周初分封的宗亲侯国,但开始便与“启以商政,疆以周索”③的鲁国不同,是个“启以夏政,疆以戎索’,④的国家,西周礼制的影响比较弱些,对改革的束缚力小,改革也就进行得早而成效大。春秋初年就发生了一次小宗灭嫡室的成功政变,曲沃武公夺取了诸侯地位。其子献公即位,又废除了宗亲分封制,旧公族势力受到很大打击,旧传统也就受到有力冲击,影响大大减弱,因此,晋国一直保持突出的改革传统,在改革中取得较快的发展。社会的现实承受力对改革的成败有很大影响,改革步幅过大,操之过急都会遇到挫折,甚至前功尽弃而失败。燕国曲折的改革之路就是例证。燕王啥让位子之这一举动意味着改革传统的君主世袭制,过于大胆,超出了全社会,特别是握有权势的社会上层的承受力,因而招致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进攻,导致改革的夭折。

所以说,制定改革方案和步骤必须对客观实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改革的进程要适度,步幅不能过大,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急骤变革的时代,是各国竞相改革的时代。各国的改革家们凭借各自的勇气和智慧,不断变革,锐意进取,推动并完成了历史转型。他们不仅加速了历史进程,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改革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利用这份资源,其效益当是不言而喻的。

 

作 者: 顾奎相 ︱辽宁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 ; 陈 流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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