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您来到国风艺术网! 登录  注册
儒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谈士飙起。论辩之风盛行,不仅在学术上,不同的流 派、观点互相辩驳诘难,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与保守、军事策略的选择、外交的应对上也都充 满论辩精神,儒、墨、道、法的辩论风格各具特色,形成精彩纷呈的论辩文化。 ...

春秋战国是一个如此特别的时代,如果套用狄 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句,可以说:这是一个军事 上战火纷飞,文化上精彩纷呈的时代;这是一个充 满变革与保守激烈争辩的时代;这是一个时势造英 雄、英雄造时势的时代;这是一个宏言伟论和巧言 诡辩交相辉映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 后、世界上唯一无二的时代。 百家争鸣,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鸣”者,发表意见,阐明观点也;“争”者,互相辩论, 以定正误也。 在所有的时代特征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 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及与之相伴生的论辩文化。 因为如果就战争的频繁而言,则中国几千年间不绝 于史。从楚汉争雄到三国鼎立;从隋唐烟尘到宋金 鏖战,其战事之惨烈,战局之踊异,也未尝不如七雄 五霸闹春秋,但以各种学术之自由争辩,兴替纷呈, 则后代皆无出其右者。儒墨道法,诸说并起,各竖 旗号,或倡仁义,或言法治,或主兼爱,或谈无为,都 想在思想领域里,占领一席之地。诸说之间,不仅 互相融会渗透,而且互相辩驳诘难。“周孔既殂,微言中绝,谈士飙起。幸世之去圣辽远,而蕲人之宗 乎己也。各文其文,而纷纭其术于天下。”¨1想是时 也,这些论辩大师们,在辩坛上神采飞扬,或慷慨激 昂,或娓娓而谈,或妙语连珠,或旁敲侧击,令人神 往。 论辩,狭义而言,是针对某一论题的不同意见 的争论辩驳。《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说:“彼此使 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 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得到正确的认识或共同的意 见”旧1,就是从狭义的立场对论辩所作的定义。广 义而言,则一切有目的的语言交往活动,包括谈话、 演讲、辩论都可称之为论辩。本文基本上采取的是 狭义的论辩定义,有时也兼顾广义。

一、谈士飙起,论辩成风

论辩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列子》和晋张华的 《博物志》都载有关于“两d,JL辩日”的故事:孑L子东 游,见两个儿童争辩太阳与人的距离。一个说太阳 早晨离人远,中午离人近,理由是早晨凉快,中午炎 热,近热而远凉。一个说不然,太阳早晨离人远,中 午离人近,理由是早晨太阳看起来大,中午看起来 小,远小而近大。“孔子不能决。两d,JL笑日:孰谓 汝多智乎?”遗憾的是孔子没有学过天体学,那时, 人们也没有掌握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知识,以致博学如夫子者,竞被难倒。这里我们不是讥笑孑L子的无 知,而是赞扬两tj,JL的多智。 孔子周游列国,一路行来,田问路旁,都可以碰 到善辩的普通百姓。《论语·微子》有精彩记载:首 先是遇到楚国的接舆(专门伺候客人上下车的侍 者)在接车时高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谏,来着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这首歌以凤凰暗喻孔子,讥笑他在天下无道时,仍 不归隐,歌词和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世思 想是不相容的。孔子本想下车和他辩论一番,但接 舆“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在一个渡口,遇见田间的两个农夫长沮、桀溺 在耕田,便让随行的子路去问路。这本是极寻常的 一件事。但一不小心,又遇到两个尚思善辩的人。 问于长沮,长沮说:既然是孔子,“是知津矣。”问的 是行走之路,答的是从政之路。孔子周游列国,考 察各国社会情况,怎么会不知道路在何方呢?其揶 揄之意不言而喻。问于桀溺,桀溺更借题发挥讲起 了大道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 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把子路数 落了一番:天下大乱,谁能拯救呢?你与其追随像 你老师那样躲避坏人的人,倒不如追随像我们这样 躲避乱世的人。子路回去把长沮、桀溺的话报告了 孔子,引起孔子的无限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 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师徒在行走中,子路落在了后面,遇见一位以 拐杖挑着锄草工具的老人,便去问他,见到孑L子没 有。老人张口就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 子?”说完就“植其杖而芸”锄草去了。过去学者多 将接舆、长沮、桀溺、荷葆老人视为“不知名的隐 者”,其实并不尽然,也不会那么巧,一路尽遇隐者。 而且荷礤丈人的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 是劳动人民的价值观,直到今天,仍是对脱离体力 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可见孔子师徒遇见的也就 是一般的劳动人民,而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窥见 当时论辩之风的盛行。 由于论辩文化的发达,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 的阶层一士。士有多种含义,按今天的理解,可以 说就是泛指知识分子。《谷梁传》称:“古者有四民: 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何休注云:“士 民,学习道义者。”即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这些 专业,涉猎广泛,包括法律、政治、军事、外交、武术等,但都以为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建立霸业为主,以 至当时盛行养士之风。孟尝君有食客三千,其中不 乏鸡鸣狗盗之辈,但不论有哪方面的特长,都是能 言善辩。如冯谖、毛遂者流。 论辩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成为一种谋求功 名利禄的本领,有的入甚至就以三寸不烂之舌安身 立命,乃至封侯拜相。苏秦、张仪可为其代表。苏 秦未发时,全家都瞧不起他,妻子不为他织布,嫂子 不为他做饭。父母不和他讲话,讥笑他不务正业, “释本而事口舌。”苏秦乃悬梁刺股,发奋苦读,终至 拜六国相印。①张仪未得势时,穷愁潦倒,四处游 说,无人赏识,竟至被怀疑为偷玉的窃贼,被捉去送 官,一顿痛打,后释放回家。其妻讥笑他:要不是你 读书游说,怎么会招来这样的羞辱呢?张仪说:你 看我舌头还在吗?其妻笑着说:舌头当然在呀。张 仪说:那就够了。②苏秦、张仪生前以辩致仕,死后 以言留名。当时,也有人鄙薄其为人,但司马迁却 在《史记》中将其分别列传,与一代儒宗的孟子等同 位,而且给以很高的评价。对于苏秦,司马迁说: “夫苏秦起于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31又 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 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 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 要之,此两人皆倾危之士哉!”H1西汉刘向在整理、 校订《战国策》一书时更盛赞这些辩士们:“是以苏 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衡短长之 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 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简直有决定国家社 稷兴衰成败的作用。

二、宏论伟辩。涉及广阔领域

春秋战围时期的论辩如果从领域而言,大致可 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学术上的彼此辩驳诘难。儒倡仁义, 法言法治,墨主兼爱,道称无为。儒家认为仁义是 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最合理的治国方略,但在道家眼 中却不值一文。老子认为仁义对他的道而言,只是 细枝末节:“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 慈。”儒家推崇圣贤,庄子却嗤之以鼻:“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如果出一道辩论题“圣人和强盗谁更有 道德?”恐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选择圣人一方,然而 庄子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强盗勇、义、智、仁、 圣,五德俱全,是最有道德的人。“妄意室中之藏, 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分均,仁也;知可否, 智也;”p-能事先判断别人家中有多少现金、股票、 金银首饰,是圣;身先士卒,翻窗人室,是勇敢;财物 到手,让弟兄们先撤,自己最后离开现场,是讲义 气;分配赃物,大家平等,决不多拿,是仁。这是一 种诡辩,因为他离开了一个大前提:盗窃行为首先 就违背了人们的基本道德,但从辩论的技巧而言, 也可以说是一种巧辩。其实诡辩和巧辩只有一步 之遥,在技巧上往往是无法分清的,关键在于所支 持的是真理抑或谬误。 由于法家和儒家都是以积极的态度从事政治 活动的,因而两家的争论也格外激烈,在许多问题 上,儒法都是明显对立的。 人性的善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辩题。儒 家主张性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法家主张性 恶,所谓“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孟子和告 子曾有一次面对面的直接交锋,论辩双方都以水比 喻人性。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 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 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就像激流,哪里有缺口就往哪 里流,无所谓善恶。孟子说:不错,水固然没有东流 西淌的定向,但水难道也没有向上向下的倾向吗? “人性生而有善,犹水之欲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 有不下。”孟子用人之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都 是自然而然的事。告子说:“生之谓性。”性是一种 天生的本质。所以“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孟子反驳说: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白羽毛的自和白雪的白不同; 白雪的白又和白玉的白不同,因而不能把狗的天性 等同于牛的天性,更不能把牛的天性等同于人的天 性。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 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这是人固有的,也是人特有的本性。 在正直的评价上,法家倡导大义灭亲,儒家主 张亲亲相隐,叶公和孔子就进行过这样的辩论:《论 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 父攘羊,而子证之。’孑L子日:‘吾党之直躬异于是,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法家认为父亲 偷羊,儿子告发,是正直的表现;儒家认为父亲为儿 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里面了。 这段话寥寥不过50字,但却反映了儒法两家观点 的对立。 其他如儒家主张议事以制,法家主张公布成文 法,赵秧铸刑鼎,孔子讥之:“民在鼎矣”;法家主张 法律平等“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儒 家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家主张依法 治国,儒家强调人治,圣君贤相;法家主张严刑峻 法,儒家主张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如此等等。儒法 两家在学术上全方位的论辩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论 辫文化最精彩的部分。法家对自己的主张充满自 信,因而在辩论中往往直接以结论代替论据,体现 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但其不足则是说理不够, 甚至根本不说理。这种论辩风格以韩非、商鞅为代 表。如韩非在批评儒家的理论时说:“今世皆日‘尊 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 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 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7o在这段论辩 中,韩非要反驳的是“仁义礼智可以尊主安国”,要 证明的是“仁义礼智只能卑主危国”,但他不讲任何 理由,直接将需要证明的命题作为已经证明的论 据,这在诡辩方法中,称为“丐题”。有的法家中的 激进派甚而采取谩骂的方式进行论辫。商鞅在其 《靳令》一文中,力斥儒家仁义礼智之空谈误国,“法 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日礼乐、日诗 书、日修善、曰诚信、日孝弟、日贞廉、日仁义、日非 兵、日羞战。”把儒家奉为经典的ft义礼智比为令人 厌恶的虱子,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固然因“道不同 不相为谋”,但总得通过说理的方式辩论。商鞅不 仅不讲为什么仁义礼智是虱子,而且明明讲的是“六虱”,却一口气数出了“九虱”。未免大失绅士风 度和论辩水准。 第二类:政治方略上的不同主张。春秋战国时 期充满变革与守旧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 上锐意进取,力主改变周公文武所确立的礼治旧秩 序。法家是改革派的代表,他们排儒诋道,高扬法 治旗帜,坚决主张废除旧传统,以法律为治国的主 要手段,进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其中有许多 精彩的辩论。秦孝公意欲变法,但又怕遭到旧贵族 的反对和老百姓的误解,于是召集商鞅、甘龙、杜挚 3人在御前会议上公开辩论。题目是:要想富国强 兵是否应当“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甘龙、杜 挚坚决反对变法,理由有三:一是明智的君王应当 因循守旧,维持稳定,“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只有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 安”。二是是变法会引起社会舆论的责难,劝秦孝 公三思:“臣恐天下之议君,愿熟察之。”三是没有百 分之百的好处,不能变法“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 不利器。”商鞅针对秦王的疑虑和保守派的论点慷 慨陈词。第一,改革首先要下决心,不要优柔寡断,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不要顾及社会的舆论和民 心的赞同,只要可以强国利民,便可坚决行之。“苟 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老百 姓“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第二,商鞅引证历史 事实说明从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礼法制度,“三代 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 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指出甘龙之言乃 “世俗之言”,“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 以论变”。第三,商鞅进一步论证变法关系国家兴 亡:“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 而亡。”这3条理由,堂堂正正,有理有据,经过一番 激烈辩论,秦王排除疑虑,决心变法:“寡人不之疑 也。于是遂出垦草令”M1。 合纵、连衡是秦与六国关系上两大对立的策 略,一是联合六国以抗强秦,一是六国分别与秦交 好。主要的代表人物为苏秦、张仪。苏秦先是主张 连衡的,曾以此说劝秦惠王“并诸侯、吞天下,称帝 而治。”但秦惠王以自己羽毛未丰,条件不成熟,而 婉拒日:“愿以异日。”后苏秦改奉合纵,先后游说 燕、赵、韩、魏、齐、楚的围君,大获成功,但不幸的是 紧随他的又出了一个张仪,真是“既生秦,何生仪?” 对同一个国家往往是苏秦先至,张仪后到,听了苏

秦的高论,六国君王个个点头称是,而张仪一席话, 刚刚赌咒发誓接受苏秦观点的国君又改弦更张,为 张仪之说是从。最典型的是韩、赵两国。苏秦先说 韩宣王,他先分析韩国的地势:“韩北有巩、洛、成皋 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 陉山,地方千里。”其次又盛赞韩国的兵卒勇敢,武 器精良:“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 “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 不足言也。”最后使出激将法:“夫以韩之劲与大王 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 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 也。”一番话说得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 息日: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归。何等地坚决。然 而张仪一到韩国,三言两语竟使韩王来了个1800大 转弯。张仪同样对韩国的地势进行分析,但却与苏 秦大相径庭。张仪说:“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 非麦而豆,民之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 精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 悉之不过三十万,而斯徒负养在其中矣,”而秦国 “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兵打起仗来“左 挈人头,右挟生俘,”何等恐怖!秦国与山东六国相 比“犹孟责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 儿也。”强秦压境就像“垂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 必无幸矣。”¨叫同样一个韩国,在苏秦口中是地势险 固,将勇兵精。而在张仪口中则土地贫瘠,连饭都 吃不饱,所谓几十万大军不过一群不堪一击的懦夫 与婴儿! 合纵、连横两种策略此消彼长,最终秦始皇运 用连衡之策统一六国自有很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并 非一二说客的议论就可决定,史书对苏张言论过分 渲染夸大,后人多有评论。①不过本文并非研究秦 灭六国的史实,而是从论辩的技巧研究苏张的议 论。二人都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方面分析 当时的“国际关系”,都能抓住国君的心理,都善于 煽情,但苏秦主要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故能使韩 王感情激动,忿然作色;而张仪更多地是陈说厉害, 击中韩王的软肋,比苏秦更为实际,因而韩王不敢 再感情用事,终于采纳了张仪的连衡之计。

第三类:外交、会盟、觐见、接待等政治活动中 的应对答辩。春秋战国时期,诸候间时而联娴结 盟,时而兵戎相见,外事活动十分频繁。在这些活 动中涌现出大批论辩大师,他们不卑不亢,能言善 辩,凭三寸不烂之舌之士,应对各种复杂场面,不辱 君命。 《战国策·颜周说齐王》载齐宣王召见颜周,见 面就说“颜周,你过来。”颜周也说:“大王,你过来”, 左右斥责他。颜硒说:“我过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过 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承受贪慕权势的之恶名, 不如让大王获得礼贤下士的美誉。”(周前为慕势, 王前为趋士;与使用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这话 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绵里藏针,外柔内刚,说得对 方无可辩驳。齐王恼羞成怒,向颜周提出一个更加 尖锐的问题:“王者贵乎,士贵乎?”国王尊贵还是知 识分子尊贵呢?颜阍回答:“士贵耳,王者不贵。”齐 王追问“有说乎”?颜周说“有”,然后不慌不忙地道 出一番理由:“昔者,秦攻齐,令日:有敢去柳下季垄 五十步而采樵者,死不赦。令日:有能得齐王头者, 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如 死士之垄也。”柳下季即柳下惠,鲁国大夫,为官清 廉,以贤能著称。秦攻齐,要假道于鲁,故有此令。 客观地说,颜硒的这番话并不能完全证明他的观 点,因为一个令是禁止,一个令是赏赐,并无可比之 处,但颜周立意新奇,以生王之头与死士之墓相比, 所谓出奇制胜也。后人有评此句云:“快语,读之失 惊。生王字奇,之头字更奇。”【l川由于使用这种出奇 制胜的策略,齐宣王全面败退,只好说:“嗟乎,君子 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愿受教为弟子。” 《左传》中另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成公三年, 晋楚交战,晋将知警被俘,晋军也射杀了楚将连尹 襄老,俘虏了楚公子谷臣,双方提出以知警交换连 尹襄老的尸首和公子谷臣。在送知罄归国时,楚王 以胜利者对待“阶下囚”的口吻对他说:“你怨恨我 吗?”知鍪回答道:“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 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 不才,又谁敢怨。”意思是:自己没有本事,以致被 俘,不怨别人。先坐自责,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楚 王却步步紧逼:“那么,你感谢我吗?”知警不慌不忙 地说:“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 宥也。两释缧冈,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 其谁敢德?”两国交战,各为其民,现在达成谅解,交换俘虏,这些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又敢感谢谁呢? 楚王还不知趣,仍然不依不饶地问:“子归,何以报 我?”知警回答说:“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 怨无德,不知所报。”话已经说绝了,既无怨仇,又无 恩德,何报之有?然而楚王听不懂知挚话中的玄 机,仍然要穷追不舍:虽然如此,你还是得告诉我。 知鍪说:托你的福,我回到晋国,国君或者宗族判我 死刑,我亦可称“不朽”;如果不杀我,还让我领兵打 仗,将来在战场上遇见你老人家,也不敢回避,“其 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意为下 次交战,再决胜负,就是对你最好的回报。以被俘 之身,不卑不亢,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 没有丝毫的奴颜卑骨,将楚王的追问,一一化解,可 谓辩论的经典之语。其直接效果是,楚王日:“晋未 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在这些精彩的辩论中,留下许多名言警句和成 语典故,脍炙入口,至今仍为人们广泛使用。如:冯 谖说孟尝君时用的“狡兔三窟”,庄辛说楚襄王时用 的“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 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代劝赵惠王放弃攻 燕时说的“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些名言警句言 简意赅,生动形象,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庄 辛对楚襄王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比喻后,楚 襄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立刻授庄辛以爵位,封 为阳陵君,赐给淮北之地。 也有的人身处危急,但能从容应对,利用当时 的客观形势和对方的心理弱点,化险为夷。范睢是 有名的谋士,在辅佐秦国统一六圉的伟业中居功至 伟。有一次,秦王在进攻邯郸的战事中因久攻不 下,又听信谗言,迁怒于范睢,想杀掉他。范睢知道 了,便去见秦王,对他说:“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 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 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 今遇惑,或与罪人同心,而王明诛之,是王过举显于 天下,而为诸侯所议也。臣愿请药赐死而恩以相葬 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无过举之名。”¨纠范睢这段 话没有丝毫的哀求,也没有些微的辩解。但他抓住 了关键的3点:首先是站稳脚跟,表明自己既不依 靠权贵,也不攀附亲戚,而是得到秦王的重用才担 任职务的,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其次是反客为主,把 牌打到秦王那边:我虽然犯了错误,但如果处罚我, 说明你秦王用人不当,要受到诸侯的谴责;三是以守为攻。范睢向秦王表明:我情愿服药而死,且希 望死后能按宰相的待遇厚葬。其实范睢何尚是真 愿意受死呢,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服药而死,一则 可以证明你惩罪罚过的正确,二者可以免去你遭受 用人不当的指责,说明我范睢连死都是为了你秦王 的利益。这种以守为攻的论辩比单纯地在秦王面 前申辩、求饶的效果好到不知多少倍。果然秦王听 了连声说“有道理”,“遂弗杀而善遇之。”

三、儒、墨、道、法,辩论风格各有特色

儒家辩论一如其理论,堂堂正正,遇事先讲概 念明确。孔子日“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 争论问题首先的明确概念,什么是礼,什么是仁,虽 然对这些概念在儒家学说里有多角度多层面的不 同解释,但核心是一样的,所谓“吾道一以贯之”。 但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学者,仅有一部语录式的 著作《论语》传世。其中多是夫子教诲其弟子的言 论,言简意赅,少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也少有和 别人的争论,但即使只有只言片语,也可从中窥见 夫子论辩的风采。如前举孔子和叶公就正直评价 的辩论。孔子并无一字反驳叶公的错误,而只是正 面摆出自己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寥寥12字,成为流传几千年的原则,可谓一言 千钧,其论辩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孔子弟子们 对老师总结了4点认识问题的经验:“子绝四: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列不主观臆断、不先人为主、 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儒家的另一位大师孟子,却是一位伟大的雄辩 家。当时即以好辩闻于世。他的辩论风格气势恢 宏,说理堂堂正正,逻辑严谨,慎密,可谓滴水不漏。 《孟子·腾文公下》载:有人问他:外人都说您老人 家好辩,这是为什么?孟子回答说:“予且好辩也 哉,予不得已也。”有什么不得已的事,让孟子好辩 呢?孟子说是因为邪说盛行,“杨朱、墨翟之肓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 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 子的三段论是,大前提:禽兽无君无父;小前提:杨 子为我是无君.墨子兼爱是无父;结论:杨子、墨子 是禽兽。这个三段式的小前提有问题,因为杨子为 我,不等于无君,墨子兼爱不等于无父,但孟子是从 儒家维护礼的立场出发,把不符合君臣父子一套礼

教的观点都是为异教邪说。为了驱邪扶正,必须高 举批判的旗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 淫辞,以承三圣者。予且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可以说孟子是走到那里,辩到那里。孟子见梁 惠王。梁惠王客客气气地请教:“叟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即大发议论:“王何必日 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日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 国危矣。”‘141 梁惠王和孟子在池塘边观赏飞禽走兽,问孟 子:“贤者亦乐此乎?”这本是一句闲话,孟子也不放 过机会:“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紧接着,又大引《诗经》中的诗句:“经使灵台,经之 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借题发挥,把梁惠王教 育了一番‘巧1。 道家则不然,讲的是模糊,“混沌”,-iJ:人不可捉 摸。《道德经》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让人莫明其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不能下 定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道家的论辩风格恣肆汪洋,跌宕起伏,放荡不 羁,时而遨游九天,时而又集于薇芥,奇想妙论层出 不穷。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派两位使者前来恭请 庄子到楚国主持政务,庄子不说去,也不说不去,而 是讲起了故事:听说楚国有一个神龟,死了三千多 年,楚王用竹盒装着,盖上布巾,珍藏于庙堂之上。 这只龟,是愿意死后留下骨骸受人尊敬呢,还是愿 意活着在泥水中摇尾爬行呢?使者回答说:当然愿 意活着在泥中摇尾啦。庄子说:二位请吧,“吾将曳 尾于涂中。”意思是我宁愿作苟活的乌龟,也不愿做 显贵的楚相,但庄子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楚 国使者他提出的题目是请庄子去做主持国政的宰 相,而庄子回答的是生死的选择①。 《庄子·秋水》篇载惠子在梁国为相,庄子去见 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此来是想夺取你的相位。 惠子害怕了,派人在全国搜捕庄子。庄子见到惠 子,既不抗争,也不申辩,而是对惠子讲了一个故 事:“南方有鸟,其名为鸩鹅,子知之乎?夫鸩鹩,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 泉不饮。于是鸱得死鼠,鸩鳊过之,仰而视之日 ‘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鸩鹅即凤凰, 庄子以凤凰自诩,而视权势如死鼠,这是他鄙弃惠 子的根本,但以这种方式反驳对方,轻描淡写、四两 拨千斤,显示自己的高尚,反衬对方的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的卑下,实在是辩论的最高境界。 道家在论辩中多用逆向思维,在大小、黑白、是 非、难易、取舍、祸福等相对立的事物中寻找变数, 充满辩证法,使对方逃不脱预设的埋伏,使自己立 于不败之地。如老子讲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 伏”,“将欲歙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 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这些话历 来在被认为是权诈之术,但在论辩方面是十分精彩 的辩论技巧。庄子对这一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 庄子妻子死了,惠子前往吊唁,庄子却伸腿坐着,鼓 盆而歌,惠子责备他:嫂子与你长期相守,为你生儿 育女,现在离你而去,你不哭也就算了,还鼓盆而 歌,太过分了吧!庄子回答说:不然,她刚死时,我 何尝不感慨呢,但仔细一想,她本来没有生命,不仅 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 气息,在恍恍惚惚之间变成气,气又变成形,形又变 成生命,现在生又变为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 一样。死者安静地歇息在天地之间,我却哇哇啼 哭,且不是太不懂得生命的道理吗①?所以,也就不 哭了。这既是诡辩,又充满哲理,不仅思想新颖,为 常人所不敢想,亦为常理所不容,而且即使明知其 谬误,却很难将其驳倒。庄子可谓深得论辩之道。 法家代表新型的政治势力,以虎虎生气跻身于 政治舞台,其在论辩风格上没有儒家的稳重,墨家 的精细,道家的超脱,而是务实、犀利,逻辑严谨,思 维敏锐,对一事一理,条分缕析,层层深入,甚至不 厌其烦,常常将个别事例推广为普遍真理,有一种 舍我其谁的霸气,有时未免强词夺理。郭沫若曾说 韩非的头脑犀利,“犀利得令人可怕。”在辩论问题 上,更是霸道,只准他批判别人,不准别人辩解。韩 非有《问辨》一文,专谈辩论。其观点是民间有辩 论,是因为君王无权威:“或问日‘辩安生乎?’对日 ‘生于上之不明也。”’他认为:“明主之国,令者,言 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事无两 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 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 罪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辨之故也。”只许 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准我批判你,不准你反 驳。例如法家无一例外都是主张重刑的。认为不 但要重罪重罚,而且要轻罪重罚。这显然是不合常 情的,需要费一番唇舌才能使人信服,但韩非、商鞅 却三言两语就作了结论。商鞅说:“行刑,重其轻 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行刑,重其重者,轻 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副韩非说: “今不知治者,皆日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 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 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川道理很简单:如果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则因刑罚太轻,制止不了轻 罪,轻罪制止不了,重罪就更无法制止了。如果轻 罪重罚(重罪当然重罚),那么,因为刑罚重,人们不 敢犯轻罪,轻罪既然不敢犯,重罪就更无人敢犯了。 说穿了,其实就一句话“不管重罪轻罪,一律重刑。” 墨家是古代逻辑的祖先,讲究的是概念、判断、 推理,《墨经》中的《大取》、《小取》对辩论方法有很 精彩的论述。 他最有名的一次论辩是战胜公输般,制止了一 场战争。据《墨子·公输》记载:公输般替楚同建造 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翟昼夜兼程赶到郢都, 首先见公输般,劈头就说:北方有入欺负我,请你替 我杀了他。公输很不以为然;墨翟说:给你十两金 子嘛。公输说:我的原则是不杀人的。于是墨翟 说:听说你为楚国造了云梯,要攻打宋国。“宋何罪 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 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ft。 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 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一番话说得公输无言以 对,但表示已经报告了楚王,无法更改了。于是二 人一同去见楚王。墨子对楚王说:有一个人,丢掉 自己的豪华轿车,去偷邻居的破车,丢掉自己锦绣, 去偷邻居的短袄,丢掉自己的鱼肉,去偷邻居的糟糠,这样的人怎样?楚王回答:一定是有偷病吧。 墨子这才引入正题说:“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 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于蔽舆也;荆有云梦,犀、兕、 糜、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 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于糟糠也;荆有长 松、文梓、椴、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于短褐也。 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楚王想不到先前 所作有偷病的回答,竟成了自己的笼牢。当然楚王 是不会仅仅因论辩失败而放弃早先就预定的战争 的。墨子还作了另一手准备,他的弟子禽滑厘等三 百人已经拿着守城的工具“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 但是如果只就论辩而言,这确实堪称经典之作。墨 子先设陷阱,让对方赞成自己的观点,然后请君入 瓮,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对方连还手的余地都 没有。 一 有人把金钱、语言、原子弹列为世界三大最有 杀伤力的武器,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对语言力 量作了最生动的诠释。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 会,论辩才能已成为人们从事职业的基本能力之 一,大至国际交往,小至个人处世,举凡解决争端、 协调关系、疏导疑难、消除矛盾、宣传真理、动员群 众、联络感情、推进友谊、都离不开论辩。尤其对法 律人来说更是如此:检察官义正辞严的控诉,律师 慷慨陈词的辩护,调解中活血化瘀的疏导,管教人 员对犯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戒之以法的规劝,侦查中对嫌犯迂回机敏的斗智乃至教师的讲授,学生 的答辩,都离不开论辩。前代大师们给我们留下如 此辉煌的论辩文化,正值得我们从中得到教益。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高绍先

申明:本文来源网络,旨在学习分享,如涉版权请联系本网删除。

相关文章

说点什么

avatar
  Subscribe  
提醒